【摘要】无论是从人口分布、区域分布还是各国内部情况看，全球贫富差距日益扩大。除了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这一传统因素外，“无就业增长”、经济刺激政策也在短期内对财富分配产生了不良影响。解决好这一问题，就要“内外兼修”，对外加强国际合作，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和税收跨国征缴；对内推进可持续发展，鼓励科技创新，提高劳动者素质，扶持中小企业。
【关键词】财富分配 贫富差距 资本 【中图分类号】F014.4 【文献标识码】A
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问世后，全球财富分配不均衡问题引起各国的广泛关注。英国脱欧公投、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再次表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贫富差距扩大问题长期无法得到有效解决，必然引发民众的不满，而这种不满情绪日积月累势必通过某种形式集中爆发出来，导致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的深刻变革，进而对国际政治经济发展形势产生一定影响。
全球财富分配不均衡问题日趋恶化
近年来，全球贫富差距日益扩大，不仅发达国家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财富分配进一步失衡，而且各国内部的财富也越来越向极少数最富裕阶层集中，贫富分化加剧业已成为各国的共同挑战。
从人口分布看，全球贫富差距日益扩大。从整体情况看，目前全球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7左右，超过了公认的0.6“危险线”，应当引起高度警觉。根据国际慈善组织乐施会2016年1月份的报告，2010年以来，全球最富有62人的财富总额增加了44%；与此同时，全球最不富裕50%人口的财产总和却减少了41%。瑞士信贷2015年《全球财富报告》显示，虽然全球财富小幅缩水、百万富翁数量相对减少，但贫富差距却进一步扩大。全球最不富裕50%人口仅拥有全球财富总量的1%，而最富裕的10%人口所占全球财富总量，由2014年的86%上升到2015年的87.7%；其中，最富裕1%人口所占财富总量，由2014年的46%上升到2015年的50%。
从区域分布看，南北财富分配失衡现象依然突出。根据2015年《全球财富报告》的统计，占全球人口18%的北美和欧洲地区，占有全球财富总量的67%；人口占24%的亚太地区（不含中国和印度）占有财富总量的18%；而人口占21%的中国仅占有财富总量的9%；人口占8%的拉美地区仅占有3%；人口占约30%的非洲和印度占有的财富不足3%。这表明，世界上绝大部分财富集中在北美、欧洲和亚太等少数发达国家和地区，而人口占58%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最不发达国家和地区只拥有全球财富的15%左右，南北财富分配极度不平衡。
从各国内部情况看，也存在不同程度的贫富分化。2015年1月，美联储主席耶伦指出，美国最不富裕的50%家庭所拥有的财富总和，已经由1989年占全国财富总量的3%，降至2013年的1%。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通过对44个不同类型国家的调查发现，无论是发达国家、新兴市场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民众普遍认为本国贫富差距正在不断扩大。该调查认为，通货膨胀和工作机会的缺乏，使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流动难度加大，最终可能导致贫穷和富有成为“世袭”现象。由此可见，贫富分化问题是一个全球性挑战，需要各国妥善应对。
贫富差距扩大是国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应当承认，各国要素禀赋、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经济政策各不相同，个人天赋、努力程度、家庭财产存在明显差异，财富分配不均衡是全球普遍现象。但近年来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资本收益率显著高于经济增长率、资本所得远大于工资收入，全球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了，形成了一条更新、更深的财富“鸿沟”。究其原因，除了旧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这一传统因素继续产生影响外，也有一些新情况新因素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一是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持续产生不良影响。许多国际机构和现行机制，在维护世界和平、推进各国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存在明显的不合理之处，即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最不发达国家和地区，无法对国际机构和国际机制的发展变革施加有效影响，只能作为规则的接受者、遵从者，而难以成为制定者、监督者。例如，在经济方面，西方国家一方面通过全球化掌控市场规则、产品标准和销售渠道，将高附加值生产环节牢牢控制在手里；另一方面又通过国际组织和国内法律，以反倾销、反垄断、限制并购等手段，打压发展中国家优势企业，试图将其限制在“微笑曲线”的底部。此外，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达国家利用自身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优势地位，大肆转嫁危机。美联储连续推出四轮量化宽松政策，欧洲和日本也采取了类似手段，导致广大发展中国家只能被动调整经济政策，财富加速流入发达国家，全球财富分配不均衡程度进一步加深。
二是“无就业增长”不利于普通居民享受经济发展成果。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2006亚洲太平洋地区人类发展报告》指出，亚太地区在经济高增长的同时，也存在“无就业增长”的风险。所谓“无就业增长”，指的是经济增长的同时社会就业率没有同步增长，没有就业就没有工资收入，也就不能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目前，亚太地区的许多国家（包括中国）产业升级的主要途径是用资本和技术来代替劳动，尤其是自动化、智能化机器人的大规模使用，在极大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的同时，也“挤出”了许多就业机会。另外，新科技革命对所有国家的各个行业都产生深远影响，但这种影响主要表现为资本密集化和技术密集化，单位资本所创造的就业机会大大减少。虽然从长期看，新科技革命可能带来更多创业机会、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国家也可以通过提高劳动者素质、鼓励创业等方式逐步增加居民收入，但这些都是长期政策，很难在短时间内取得预期效果。因此，就短期而言，“无就业增长”使社会财富进一步向资本所有者手中集中，贫富差距可能进一步拉大。
三是经济刺激政策更有利于资本所有者。一方面，各国出台的经济刺激政策，支持重点主要是交通基础设施、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更加有利于资本所有者，容易造成“无就业增长”。另一方面，各国政策容易受到利益集团的影响从而产生“变形”。美国前国会议员、里根时代白宫预算和管理办公室主任戴维·斯托克曼所著的《资本主义大变形》，对美国政府和国会如何蜕变成为权贵利益集团进行游说和相互博弈的“纸牌屋”，进行了生动描述。他认为，美国政府和国会已经被权贵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俘获”，政府出台的财政货币政策，名义上在促进自由平等、保护普通居民的权益，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却往往发生“变形”，其结果是，政策效果更有利于利益集团等资本所有者。本次美国大选，美国白人中产阶级之所以力挺特朗普，根本原因在于他们认为全球化和经济增长所创造的财富被少数资本所有者获得，很多原属于自己的就业机会和工资收入流失或被“剥夺”。这也印证了斯托克曼论断的正确性。另外，在发展中国家，市场机制不健全、法律制度不完备、权力寻租等问题的存在，可能使经济刺激政策产生更大的扭曲，最终影响居民收入的合理增长和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