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对于公车腐败缺乏有效的监督。秉政者对于官轿的整顿缺乏长效机制，多因人废制。在明代政治制度架构中，御史、给事中等科道官是行政机构官员的重要制衡力量，皇帝透过言官这一群体对管理机构进行监督。但是讽刺的是，都御史、监察御史常常成为公车腐败的高发人群，他们挟朝官之威巡视各地，地方官对于他们强索官轿夫役等行为莫敢不从。另一方面，明中期以后，皇帝多庸懦，法网疏阔，对于公车的集中整治常常无疾而终。万历初年，张居正整顿吏治，推行改革，一时国政大有改观，在公车领域改变也非常明显。但是，张居正对于车政的整肃，只是恢复旧有制度而已，并未建立起有效的机制来使公车的合法使用常态化。而且，张居正作为首辅，在严格限制官员使用公车的同时，并未将自身列入其内。其回乡奔丧之时，所乘大轿须三十二人抬，内设卧室及客室，且有两名小僮侍奉在侧，规模之大，前所未闻。外则有众多随从、护卫、仪仗，队伍浩荡，所过之地，有司饬令驿传，整修道路，加固桥梁，经一千余里，“五步一井，以清行尘，十步一庐，以备茶灶”，沿途“守臣率长跪，抚按大吏越界迎送，身为前驱”。上行下效，颓风难转。迨张居正死后，“辇下肩舆纷纭载道”，公车腐败进一步加剧，在一定程度上拖垮了明王朝。
第三，明朝中期社会风气由简朴转向奢华也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公车腐败。随着生产的恢复，经济的发展，明代中期以后，商品经济日益走向繁荣。社会风气，尤其是人们的消费观念，也逐渐从明初的简朴节俭，转变为明中期后的竞相奢华侈靡。民众物质生活日益丰富，不但势豪之家都备有轿子，商业性质的雇轿亦大量出现。据《五杂俎》所载，万历年间，“京师衣食于此者殆万余人”，因而即使是引车卖浆之徒，只要有钱，也能雇轿出行。晚明时期，乘轿出行成为时尚，竞奢之风席卷整个社会。在如此社会氛围中，再出台禁令来约束官员，让他们徒步或者乘马、驴出行，使用简朴寒酸的公车，无异于一纸空文。
（作者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研究员、博导；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陈文博对本文亦有贡献）
【参考文献】
①[清]张廷玉：《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②《明实录》，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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