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眼下在中国大地上，“双创”这个词很热。所谓“双创”，指的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对于正处在经济转型期的中国来说，“双创”为何如此重要？在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陈宪看来，“双创”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动力、战略性新兴产业成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向纵深推进，以及重塑主流价值观的源头活水，这是一股不可或缺的源头活水。以下是他在“深圳湾名师大讲堂”的演讲。
但凡社会在经历大的变革和转型的时期，一定会有一件自下而上的重要事情，影响甚至决定着变革和转型的成功。就像上个世纪20年代开始的中国革命，70年代末开始的中国改革，都是自下而上的。那么，正在进行的这场中国经济转型，哪件自下而上的事情对其至关重要呢？我以为，就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当然，这并不是说自上而下不重要，但很多时候，自下而上的事情往往提供或创造来自源头的动力和活力。以“双创”为例，它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它是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动力、战略性新兴产业成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向纵深推进，以及重塑主流价值观的源头活水。这是一股不可或缺的源头活水。
广州天河举行创业创新创投峰会
“双创”促进中长期增长动力的形成
自2010年起，中国经济增长开始持续下行。这一轮下行的原因，除了以往常见的周期性因素，更主要的是结构性因素：产能过剩，还有背后的一批僵尸企业；房地产库存积压，主要集中在部分二线和大部分三四线城市；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高杠杆，致使需求侧主要动力——投资的增速大幅度下降；同时，外需持续不振，出口的增速也大不如前，进而经济增长进入较长时期的下行。由此，中国经济需要寻求新动力。
泰州白米镇鸵鸟养殖中心，苏州大学毕业的31岁石正君，正拎着塑料桶一个个喂养并检查鸵鸟的养殖情况。
短期的动力可以来自刺激政策，但不能长久，亦会造成新的问题，特别是在经济持续下行和面临深刻转型的当下。那么，中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来自于哪里？答案是来自供给侧。中国目前还有大量阻碍供给侧动力形成和发挥作用的体制性、政策性障碍，所以，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能激发和产生供给侧动力。这就是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然性，或者说大致的逻辑。
分析供给侧动力的框架，是增长模型或总量生产函数，主要是劳动、资本和技术。劳动的现代分析视角是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既提高劳动力的质量，也部分地替代物质资本，成为现代经济增长的最重要投入要素。经济学家舒尔茨指出了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途径：健康、教育和培训等。在现阶段，资本投入的问题是优化配置，包括土地、资源和产业资本的优化配置，提高其利用效率。其中，既有改革的问题，也有技术的问题。内生于经济体系内部的技术进步，是经济中长期增长的动力。由此，企业家才能把劳动、资本带到一起并组织起来，这个思想源于马歇尔；企业家精神则是不断地进行创造性、革命性的要素重组即创新，这是熊彼特思想的精髓。资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和技术都是企业家为了实现“新组合”，把各项生产要素转向新用途，把生产引向新方向的一种杠杆和控制手段。资本和技术的主要社会功能在于为企业家进行创新提供必要的条件。综上所述，在我看来，供给侧动力也是“三驾马车”，即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和企业家精神。
目前，我国在这三个方面都还存在问题，如缺乏原创性的核心技术；人力资本积累不足、质量不高；企业家精神缺失。这些都是制约经济长期增长和发展的因素。那么，有什么解决办法？唯有创新。熊彼特认为，创新是要素及生产条件组合的革命性变化，其深处是技术进步驱动。技术进步源于人力资本密集的创业创新，这也就是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最基本原因。创业者、企业家在这里所起到的关键性作用，是作为技术创新成果产业化的组织者。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和文化创意的成果，都是创业者和企业家主导的产业化过程的投入要素。所以，通过长期推动“双创”，形成创业创新文化，就为培育创业者和企业家创造了条件，进而为中长期经济增长提供了动力。
“双创”需要政府产业政策扶持吗
今天说的创业，很大程度上是指start-up（启动）意义上的创业，带有创新意义。我们在美国的硅谷和波士顿、以色列的硅溪看到的创业，以及在北京的中关村、深圳的南山看到的大部分创业，都是内在创新，主要是从事新技术研发的创业。
江苏扬州的一名大学生通过创业网上卖泥人为自己赚钱交学费
创业的本质是试错，并行着创业者试错和需求试错。二者皆为“对”，才算创业初步成功。而且，结果为“对”的创业总有可能孕育出新技术，进而可能产生新产品、新服务，甚至新产业。所有这些试错为“对”的创业创新活动，集腋成裘，将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形成作出无可替代的贡献。
新技术能否产生有市场需求的产品和产业，亦即人们常说的产业化，这就是创业者、企业家的需求试错。需求试错在现在的供需格局中，表现得比以往更加重要。这是因为，现今的供需格局是供给过剩（很多是无效供给），发现新需求即供给创造需求，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正是沿着这个简单的逻辑，不难发现，内在创新的创业是新兴产业发展的源头活水。正是创业者、企业家的不断试错，才在试错为“对”的成功中出现了现代产业体系。人们可以预见一些新兴产业发展的端倪，但新兴产业及其体系绝对不是规划出来的，而是创业者、企业家试错出来的。创业创新究竟做什么技术、产品或服务，可以参考技术预见，但最终“拍板”是根据创业者和企业家的直觉和判断。
讨论创业与产业之间的关系，一定会涉及政府与创业和产业的关系，其中一个方面，就是产业政策的问题。我觉得，现在的讨论缺乏必要的界定，将产业政策的外延扩得太大，这无助于问题的讨论。要先去掉一些现在被认为是产业政策，但实际上不是产业政策的内容。例如，将政府推动基础设施发展视为产业政策，是一部分学者的观点。现在有基础设施产业的说法，但政府推动其发展的措施，是否就是产业政策呢？基础设施是公用事业，提供普遍服务，它们构成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大平台，并不仅仅服务于经济。在任何情况下，政府都有责任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至于程度和方式则因不同国家和地区而异。也就是说，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并不是一个产业政策的问题。
日本是公认的第一个有明确的产业政策的国家。作为一个战败国，战后日本政府希望集中资源，把百废待兴的产业发展起来，使之带动国民经济快速发展。所以，日本的产业政策是直接干预产业发展本身的。这就道出了产业政策的本来意义和内涵：有直接干预产业发展的目标和手段。如日本的重化工业发展目标，以及对重化工业的优惠利率。这个意义上的产业政策到底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这是讨论产业政策的要害。日本产业政策的利弊得失向来是见仁见智的。即便持利大于弊的观点，这可能也与日本是在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上，辅之以适度的产业政策有关。还有两点亦很重要，其一，在日本实施产业政策的时代，供大于求的格局尚未形成，产业发展往往对应着比较确定的需求；其二，健全的法治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就像新加坡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中的确起了较大的作用，但法律制度和依法治理的保驾护航则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所以，首先要明确，所谓产业政策，一定是指对某一类产业优先发展的支持政策，既有政策目标，也有政策手段。从这个意义上看产业政策，就需要谨慎一些了，尤其在市场能够发挥配置资源作用的领域，就更是如此。这是因为，这里有两个绕不过去的问题，而且，经常被人们提及。
一是信息对称的问题。产业发展的方向、产业结构的演化是能够被预见的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一时间产生的产业“短板”，能够靠产业政策修复吗？也不太可能。因为政策都有时滞，不等政策发挥作用，市场的作用可能已补齐“短板”，政策的作用可能会使“短板”变成“长板”。这样的例子也不在少数。
二是扭曲市场的问题。推动某一类产业发展的产业政策，都是有“含金量”的，这就必然使企业趋之若鹜，以获取个中资源。所有创新的努力都不及这个来得快。这就像资产价格过快上涨一样，扭曲了激励的方向。这对于创业创新的杀伤是巨大的。
考虑到上述两个问题以及中国现阶段的法治水平，我认为，即便还有必要的产业政策，但对于“双创”而言，公共服务和实现这些服务的平台可能更加重要。过往的经验是，产业政策的扶持对象往往是特定产业中的国有企业、大企业，产业政策是极少惠及“双创”的。有专家在说到制定产业政策的出发点时指出，它们是从市场维护或修复的角度出发的。这与其说是产业政策的出发点，不如说是创业政策的出发点。创业创新需要好的市场环境、生态系统，政府还是在这个方面多做一些努力，而将自己从产业发展中抽身出来，尤其是在占比最高的竞争性产业中更是如此。创业政策本质上属于创业服务。政府应和社会各界一起，多为“双创”的生态系统做一些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