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国家治理及改革的任务再次将政治学的重要话题——现代国家构建的命题提上日程。国家治理的目标就是要让人民幸福、社会和谐、国家富强。人民的自由、民主和福利是人民幸福的保障；社会发展的多元化、自治化及相互宽容自律，是社会和谐的基础。
中国国家治理的问题意识
中国领导人提出“两个百年”目标：一是2021年在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时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二是在20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0周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两个目标表达了中国人民的共同心愿，它的实现意味着中国将彻底摘掉近代以来长期扣在头上的“愚昧无知”“贫穷落后”的帽子。
上述两个目标能否如期实现，取决于中国执政党领导国家持续不断的努力。现在离实现第一个目标还有4年，时间相当紧迫。从理论和数据来看，中国实现这一目标应该没有疑问。目前，中国政府正在加大扶贫力度，全力推进这一目标的实现。不过，中国的贫困问题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它主要不是总量不足的结果，而是结构不合理的产物。由于社会福利保障体系的不完善、管理体制的不合理、以及历史的一些后遗症，一些贫困的人群或分布在特定的地域，或从属于特定的行业和特定的人群。在结构不改变的情况下，他们即便生活有所改善，也很容易再次因病致贫、因婚致贫、因学致贫。从国际经验来看，一国人民走上小康之路必须有三重保障：第一，完善的国家福利制度保障；第二，稳定的经济出路保障；第三，互助合作的社会救助保障。依此来看，要真正让中国百姓走上小康之路，除了扶贫救济，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
当前和历史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告诉我们，要让人民摆脱“贫穷落后”的状况，就要不断改革既有的生产制度和分配制度，推进资源配置“市场化”和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社会化”的双边进程；要让人民彻底全面摆脱“愚昧无知”的状态，不仅要提高全民教育的水平，还要保持国家的开放性，促进信息流通，让国民在广泛的信息交流中增长见识，形成独立意识和判断。
实现第二个目标的时间还有32年。利用32年的时间要把中国建成一个现代国家，这个任务目标向我们提出一些问题，那就是，中国距离一个“现代国家”还有多远？在未来32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国家治理需要补上哪些“短板”？
中国国家治理改革的理论依据
回答上述问题需要回到政治学的基本理论上来。政治学教科书告诉我们，国家是一个被世界普遍公认的、以一定空间为界线、以一定数量拥有国民身份的人口为成员、由统一的权力机构行使管辖权的共同体。从理论上说，一个国家会存在两种力量或倾向：一种是离心力量或倾向，表现为教派、族群、社群以及地方等要素的发展壮大，这些要素的发展壮大会增加它们的自主性和独立性，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国家的离心倾向；二是整合力量或倾向，表现为国家统一的军事力量、法治力量、行政力量、经济力量、意识形态力量等要素的存在和强化，这些力量和要素的存在和强化，会增加国家的整合力。当然，现代国家的经验显示，单纯的军事力量和行政力量由于具有排他性，其不断强化有时候可能效果适得其反，而经济、法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等同化力量因为具有更大的包容性而更容易被人接受，更容易获得成员的认可。
所谓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就是通过现代的方式和手段，完成上述任务和目标，实现国家的良善治理和长治久安。而根据现代国家治理的经验，所谓现代的方式和手段，可能主要包括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信息化、网络化等。在这个过程中，统一的合理的制度平台当然是不可或缺的，除此之外，统一的语言文字，统一的国防，统一的外交，统一的货币政策，统一的金融体系，统一的财政税收政策，统一的法律和司法体系，统一的交通网络，统一的信息网络，统一的社会福利体系等，都是必不可少的。国家治理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通过诸如暴力、经济、行政、法律、文化等多种途径和手段，完成国家的整合，促进国家的统一性、一致性和均等化。
中国国家治理的主要任务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国家治理及改革的任务再次将政治学的重要话题——现代国家构建的命题提上日程。当关注国家构建的时候，我们应当关心什么问题？换句话说，当我们讨论国家治理的时候，我们关心哪些要素？
从根本上说，国家治理的目标就是要让人民幸福、社会和谐、国家富强。人民的自由、民主和福利是人民幸福的保障；社会发展的多元化、自治化及相互宽容自律，是社会和谐的基础。那么，当讨论国家富强的时候，除了人民幸福和社会和谐这两大要素之外，还有哪些具体要素值得关注？国际关系理论和国际社会格局演变的实践说明，规避国家风险，提升国家的综合竞争力，构成了各国行动的主要动机。国家之间（尤其是大国之间）为了国家利益而竞争，这种竞争可以归结为一场实力较量。从长远来看，这种较量实则是国家统一性、国家创新性、国家成本性、国家阻力性、国家风险性五个要素的比拼。由此不难得出结论：推动国家统一性、促进国家创新、降低国家成本、减少国家阻力、降低或规避国家风险，是国家治理在国家建设层面上的主要任务。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进一步界定中国国家治理的目标。
推进国家统一性。众所周知，统一性是国家之善，而国家的统一性不仅包括主权和治权统一，还包括民权统一、规则统一、司法统一、市场统一等许多要素。中国要完成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任务，必须逐一破解制约国家统一性发展的障碍。从中国的现实来看，制约国家统一性的制度性障碍主要来自社会福利的等级化体制，信息网络的孤岛化状态，国家资源的属地化和部门化管理，比如高速路的地方管理制度（收费站制度），空中交通的部门化管理制度，经济发展的属地化管理体制，公共环境的条块化管理体制等，这些制度应该成为国家治理改革的主要对象。
实现国家均等化。国家均等化表明国家发展成果在地域、人群分布的均衡程度，反映了国家的公平性和一致性。现代国家表现为发展水平、公共设施、公共服务在全国范围内不同地域的差异化较小。所以，要实现国家现代化就要推进国家的均等化发展，而国家发展的阻力较多来自于地区、城乡、人群之间在上述方面表现的结构性差距所带来的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要推进国家的均等化发展，中央政府必须要有清醒的意识和足够的协调能力。过去一直认为，中国体制的最大优势是协调性好。但从实际的状况来看，中国并没有充分发挥这个优势。今后，通过中央政府的组织手段和政策杠杆，来推进经济、公共服务和公共设施的均等化发展，仍然是长期性任务。
促进国家创新性。国家的创新性可以分解为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三个方面。知识创新性主要反映大学、科研院所的表现；技术创新性主要体现了企业和企业家的动机和能力；管理创新性则显示了政府等公共部门的管理和服务状况。如果以此为参照，中国在激活大学、科研院所、企业和公共部门的创新能力方面还有许多事情要做。
提升国家法治化。国家治理水平取决于制度供给能力和制度执行能力。国家治理的任务之一就是整体上降低或控制国家成本。国家成本应该包括系统成本、维护成本、运行成本。一般来说，一个国家的系统成本和维护成本是相对稳定的，也是容易计算出来的，而运行成本则通常是可变的，也是不太容易计算的。不过，一般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个国家，如果公权力的公信力比较高，或者，如果国家的法治水平比较高，政府有效守法护法，百姓自觉遵纪守法，那么，国家的运行成本相对就会低，相反就会高。所以，国家的成本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的法治水平。现代国家都依法而治，中国如何提升国家治理的法治化水平？仅通过法治宣传和法治教育来实现这个任务无法收到理想中的效果。发达国家的经验显示，全国统一的公民身份信息平台建设和全国统一的金融、工商、税务、交通、质检、环保等信用信息平台建设是至关重要的。以此为参照，中国法治建设的基础性工程建设的任务依然艰巨。
推动社会自治化。国家治理水平依赖于制度供给能力，但现代国家的经验表明，政府并不是制度和规则的唯一供给者。对于社会基层的许多公共事务、公共服务和公共物品而言，社区平台、社会组织、社会企业等各类不同的社会主体所提供的制度供给和管理规则可能更加行之有效。过去时期，中国主要通过党的组织和政府机构来提供统一的制度和服务，这种状况在今天已经不能满足多元化的社会需求，如何本着“公共事务公共治理”的精神，让政府、社团、社区、企业、个人等所有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协同行动，实现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协同治理的状态，这也是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面临的重要课题。
中国国家治理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现代化以及后现代化促成了社会许多新的变化，这些变化挑战了百年来甚至几十年来国家的既有秩序，要求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方式的变革。综合考量，至少有三个方面挑战需认真对待。第一，流动性挑战传统的属地化管理，需要建立跨地区、跨部门、全国统一的管理体系。第二，复杂性挑战传统的科层制管理，需要构建扁平化的管理结构。第三，网络化不仅增强了普通大众的民主和权利意识，而且使体制外的普通民众更容易为其诉求而诉诸行动，进而挑战了传统的管理模式，需要打造开放的、协商的、包容的政治体系和社会治理体系。
中国自然也不能置身于现代化挑战之外。依据现代化国家的标准来判断，中国可能还需要完成如下任务：统一的信息网络要遍布全国；城市化的问题要有应对之策；老龄化引发的社会问题要有解决办法；社会保障体系要统一起来；“三农”问题要得到逐步缓解；司法公信力要树立起来；腐败治理要纳入制度化轨道；产权要得到切实保护；政府决策合理化要有制度保障；社会组织体系要有效运转起来；军队要完成现代化改造；大学要去行政化；国企垄断问题要得到破解；国家结构制度要有更大的包容性。
【本文作者为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常务副院长，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员、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