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大爆发，打破了传统自由主义思想家们的理论自信和政策自信。这场大危机用事实证明，单纯依靠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必然导致有效需求不足，继而必然导致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发生。于是，以凯恩斯主义为代表的国家干预主义思潮乘势兴起。凯恩斯主义认为，只有通过政府投资和消费的增加，才能弥补市场导致的有效需求不足，从根本上解决经济萧条和经济危机问题。凯恩斯主义者十分自信地认为，只要政府按照他们所提出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进行经济干预和调节，就能够弥补因市场机制自发调节所导致的市场失灵，就能够治愈资本主义因有效需求不足而导致的经济危机病症。20世纪40~50年代，西方各国普遍接受了凯恩斯主义的理论观点，并大力推行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而且，这一政策的实施，确实使这些国家出现了长达20多年的经济增长较快、失业人数较少，又没有严重通货膨胀的所谓“繁荣”时期。一时间，凯恩斯主义成了挽救资本主义的“灵丹妙药”，几乎独霸西方经济学论坛。
但长期推行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也给各国经济发展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问题，特别是到了20世纪60、70年代，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通货膨胀日益加剧，预算赤字越来越大，而经济增长速度却明显减缓，甚至出现了停滞。终于在西方爆发了一场空前怪异而又十分严重的“滞胀型”经济危机：经济衰退与物价上涨同时发生。1975~1979年，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生产年均增长率仅为2.6%，远低于20世纪60年代6.6%的增长幅度，而与此同时，物价却一路飞涨，20世纪60年代，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消费品物价年均上涨率为3.7%，而1975~1979年间竟高达10.1%。
“滞胀型”经济危机的爆发打破了凯恩斯主义的理论自信和政策自信。面对空前严重的“滞胀型”经济危机，凯恩斯主义既无法在理论上对这种史无前例的双重社会瘟疫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又无法在政策上提出有效的治理对策。因为按照凯恩斯主义的理论观点，“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是不可能同时发生的，“经济停滞”常发生在经济萧条时期，而“通货膨胀”常发生在经济高涨时期。而且，按照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政府的政策制定和施行应该是“逆经济风向行事”的，即要治理“经济停滞”，政府就要实行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但实行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结果必然会导致“通货膨胀”的发生，而为了控制“通货膨胀”，政府将实施紧缩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但紧缩性的财政货币政策的执行，结果必然会导致“经济停滞”。顾头不顾尾，顾此就会失彼。再加上现实政策在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常常存在“迟滞”效应，更使得按照凯恩斯主义政策主张所制定和执行的经济政策，不仅难以达到理想效果，而且使经济波动更加频繁、更不稳定。“滞胀型”经济危机的爆发使凯恩斯主义陷入了不攻自破的境地。
于是，20世纪60~70年代以后，凯恩斯主义逐渐从“政府经济学”的宝座上跌落下来，代之而起的便是各种各样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流派众多，各种流派及其代表人物的思想观点和政策主张虽然有不同程度的差别，但他们的核心思想和政策主张是一致的，即强调以市场为导向，倡导放松对经济和金融的管制，宣传私有制是市场经济的惟一选择，主张弱化社会福利。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自信地认为，只要资产阶级政府按照他们开出的“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这个“药方”行事，“滞涨型”经济危机就可以消除，资本主义就会提高效率，迎来高速增长。20世纪60~70年代后，西方很多国家的政府接受了新自由主义，并按照新自由主义的观点和主张减少了政府对经济的管制。英国的撒切尔政府全盘接受了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理论主张，在施政过程中，全力推行私有化，放松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管制，同时大幅削减社会福利，“推行了一场强化资本主义制度的运动”。美国的里根政府将现代货币学派和供给学派的主张作为其政策主张的基调，把降低税率、削减福利、减少政府干预作为其施政的主要纲领。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实施，对英美各国摆脱“滞胀型”危机产生了明显的效果。美国经济从1982年开始复苏，经济增长率逐年提高，1983年经济增长3.4个百分点，1984年增长6.9个百分点。与此同时，通货膨胀率由1981年的10.4%逐年下降到1986年的3%。20世纪90年代，美国更是创造了连续10年强劲增长的历史记录，令世人叹为观止。英国在撒切尔夫人执政的十年间，也创造了经济增长较快、物价却持续下跌的“经济奇迹”。由此，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被称为“医治经济痼疾”的“神医”，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被认为是医治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病症的“良药”。
然而，长期推行新自由主义，虽然使西方各国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滞胀型”经济危机的困扰，但也给资本主义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副作用”。—方面，资本主义贫富两极分化的现象日趋严重，生产无限扩大趋势与广大民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日趋激烈。据统计，从2000年到2005年，5年间美国经济增长了12%，劳动生产力提高了17%，但与此同时，美国工人每小时平均工资却只增长了3%，约四分之三的美国人实际生活水平下降。2005年，美国最富有的占人口总数1%的人拥有全部财富的38%，而最贫穷的40%的人只拥有全部财富的1%。1991年，美国的基尼系数为37.58%，到2007年已高达41.64%，超过了国际“警戒线”1.64个百分点。另一方面，市场监管乏力，市场风险加大。为了缓和矛盾，满足垄断资本家们对利润的无限贪欲，资产阶级政府放纵金融寡头们无节制地推出各种金融衍生产品，怂恿政府和广大民众举债消费，致使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脱节越来越严重，并最终导致美国房地产泡沫破裂，引发了美国的金融危机，继而引发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爆发及持续蔓延，动摇了人们对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自我愈合能力的信念，打破了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想家们的理论自信和政策自信。事实证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并非是医治资本主义危机病症的“灵丹妙药”，带给世界的并不是“福音”，而是“灾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