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如此困境，西方各国政府又纷纷拾起凯恩斯主义，试图通过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有效地解决全球性经济衰退问题，重新实现资本主义经济的持续增长。然而，事实却是，金融危机爆发后，尽管西方各国政府纷纷加大了对经济的干预力度，但仍无法使资本主义经济摆脱长期萧条的阴影，不仅没有创造出民众期待的就业增长和收入增加，反而进一步加剧了广大民众的贫困程度。2007年，美国的贫困率为12.5%，到2010年提高到15.1%。不仅如此，由于各国政府纷纷加大了对经济的干预力度，纷纷出台各种“救市”计划，使得资产阶级政府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包袱。2008年，冰岛的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高达684%；2011年日本的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是230%，希腊为163%、意大利为120%、葡萄牙为107%、爱尔兰为105%、美国为103%。金融体系的崩溃及政府债务的不断攀升，导致一些国家的政府陷入债务危机之中，甚至一些国家濒临破产的边缘。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没多久，冰岛就率先蒙上了“国家破产”的阴影。之后，随着全球经济不景气的蔓延，濒临“破产”的国家越来越多，希腊、阿根廷、意大利、委内瑞拉、乌克兰、埃及、伯利兹、塞浦路斯、印度尼西亚、马达加斯加、摩尔多瓦、瑙鲁、哈萨克斯坦、拉脱维亚、俄罗斯……
总之，无论是传统的自由主义理论，还是凯恩斯主义理论，还是新自由主义理论，都无法从规律性的角度解释和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的根本原因及其爆发机理，无论在理论观点上还是在政策主张上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陷或漏洞。在理论上，它们都无法从深层次性上解读和剖析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的深层原因和根本原因，它们只能针对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些现实问题做出一些表象式的解释和分析，它们只能解释一事，不能解释全面；只能解释具体，不能解释一般；只能解释一时，不能解释长久；只能解释表面，不能解释深层；只能解释偶然，不能解释必然；在政策上它们开出的“药方”也不过是治标不治本的“止痛剂”，只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能从根本上剔除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病灶”。面对一次又一次日趋严重的经济危机，资本主义的经济理论自信一次次地被打破。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的制度性危机，它粉碎了资本主义制度不朽的“神话”
爆发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无论是在危机的具体表现方面，以及在引发危机的具体原因方面，还是在危机的具体传导机制方面，都与以往的经济危机有所不同。以往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主要是发生在实体经济领域，而此次金融危机主要发生在金融领域；以往的经济危机多表现为有效需求不足的“商品销售困难”，而此次金融危机更多地表现为有效需求旺盛的“透支消费”；以往的经济危机更多地表现为实际物质财富的过剩，而此次金融危机则更多地表现为金融衍生品的过度繁荣。若从危机的本质表现和根本原因分析，此次金融危机和以往的历次经济危机并无不同。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从本质上讲是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明确指出：“在危机期间，发生一种在过去一切时代看来都好像是荒唐现象的社会瘟疫，即生产过剩的瘟疫。”②虽然，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具体表现有所不同，但其本质一直没变，都是生产过剩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各个方面的表现。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经济危机的主要表现是商品剩余，商品价值的实现困难。后来，随着资本积累的不断扩大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日趋激化，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逐渐表现为商品过剩、人口过剩与资本过剩并存。危机爆发时，不仅大量工厂停工减产，大量商品卖不出去，而且大量工人失业，成为产业后备军。在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表现更加复杂化，不仅表现为实体经济的商品过剩和人口过剩，而且更多地表现为信用过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