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关于“让人民有更多获得感”“让人民生活得更加美好”的话语，使社会公众充满期待。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同时，我们又面临着“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新形势。发展中的问题、前进中的挑战、奋斗中的困难更加严峻，“让人民有更多获得感”“让人民生活得更加美好”的使命担当任重道远。
辩证对待公众获得感
公众获得感不是感觉的判断，而是体验的感受。它听起来抽象，但却具体而实在；它看起来简单，却十分复杂。公众是广泛社会成员的组合，获得是个体成员体验的感受。因此，公众获得感是一个全面的、立体的概念，正确认识公众获得感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
获得感与幸福感有直接的关系，一般的逻辑是：获得产生幸福，幸福带来获得的满足。近年来理论界有不少成果研究当代中国社会幸福指数问题。研究者的角度和观点有所差异，但对中国社会发展中幸福指数不高的评价则有普遍性。这种结论性的评价是否准确和合理姑且不论，现实中改革开放发展绩效的展示与人民群众幸福感指数的提高不相匹配，则是我们明显感觉到的客观事实。这是一个不合逻辑的悖论：一方面国家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带来社会面貌和人民生活翻天覆地的变化，另一方面社会和老百姓不满甚至怨恨的情绪比较普遍。这样的矛盾现状，原因很复杂，其中也涉及公众获得感的社会体验问题。值得指出的是：获得感与幸福感的逻辑关系并不意味着两者可以划上等号，获得很多不一定就有幸福感，获得较少也不是必然不幸福。辩证地对待公众获得感，需要正确认识以下几种关系。
首先，整体获得与个体获得的关系。国家由国民组成，公众是社会的一份子，任何社会成员的获得，都是以国家整体的获得为前提。大河有水小河满，小河有水大河满。从这个通俗的说法看公众获得的辩证关系，就是有了国家整体的获得才有成员个体的获得，而社会个体成员的获得又是国家整体获得的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在论述“中国梦”思想时指出：“历史告诉我们，每个人的前途命运都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中国梦是国家的、民族的，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整体获得比个体获得更重要，国家繁荣昌盛了，公众更多获得才具备前提条件。公众获得感不能将整体获得与个体获得机械分开甚至截然对立起来，既不能用整体获得替代个体获得，也不能用个体获得的情况否定整体获得的程度。公众获得感是整体获得与个体获得的统一。
其次，一般获得与具体获得的关系。获得感在现实中产生都是即时的，有着特定的社会环境。从一般与具体的哲学范畴认识公众获得感，需要分辨两层关系。一是长远获得与现实获得的关系。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制度安排决定了其治国理政的实践必须着眼未来，代表广大人民群众最根本利益必须考虑能够持续发展的长远利益，“长远利益”就是一般。当然长远利益与现实利益理论上是一致的，但因为它不能表现为现实获得，有的情况下要求现实利益服从长远利益，甚至因为长远利益而需要牺牲某些现实利益，两者在实际生活中存在一定矛盾。二是普遍获得与特殊获得的关系。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认为，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并通过特殊性表现出来，没有特殊性就没有普遍性，特殊性也离不开普遍性。公众获得感表现的一般获得与具体获得就是普遍与特殊的关系。改革开放的成就创造了一般意义上的获得，就总体得益而言受惠的是全体中国人民，我们几乎可以说13亿中国人不存在“零获得”，差别只是获得的程度大小而已。这就是一般获得的普遍性表现为具体获得的特殊性。从以上两层关系认识公众获得感，就应防止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摆正体验获得的态度，树立合情合理的获得感。
再者，直接获得与间接获得的关系。作为全面的概念，获得感不是一幅平面直线图，如果以为到手的东西才是获得，这样的认识是片面的。无论是整体获得还是个体获得都要靠奋斗，而为了获得而进行的奋斗必然需要一定的条件支撑，没有条件支撑，就难以有获得或者降低获得的可能性。例如，企业也好、个人也好，没有党治国理政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任何利益获得就会受到影响和阻碍。再如，截至2015年我国农民工总量达27747万人。没有城镇化加速推进，农民工就没有享受进城打工赚钱的机会，同时，如果没有大批农民工辛勤劳作的贡献，城市居民生活条件和环境的改善就会受到影响。又如，政府如果不能为社会提供高质量的公共服务、政府机构的公职人员渎职失责，必然损害人民群众获得利益。这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国家发展的进程、政府部门的服务状态，对公众获得感都具有间接获得的重要意义。这些方面从表现形式上不产生直接获得的结果，但人们要得到实际需要的东西，必须依赖这些方面提供的条件和创造的机会。由此而论，公众获得感不能局限于直接获得单一层面，注重公众获得的立体感，应当将间接获得纳入其中，否则会支离公众获得感的全面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