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是阻碍国家经济持续发展之“癌”
在世界范围内，人们非常关切经济发展，因为经济的停滞和动荡往往导致政治社会动荡。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几乎所有主要经济体都出现了严峻的问题，并影响到社会政治稳定。人民越来越高涨的不满情绪，给政治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导致激进政治人物纷纷崛起。英国的公投脱欧、法国的国民阵线、德国的右派政党的崛起，特别是特朗普出任美国总统，无一不是经济因素的作用。在世界经济和政治前途越来越不确定的情况下，很多人把目光转向了中国，希望中国能够在十八大以后继续引领世界经济走出困境，走向复苏。对中国来说，这取决于是否能够在从严治党的同时有效地治理经济和发展经济。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数十年内走完了西方近两个世纪所走的路，成为世界的经济奇迹，然而期间也形成了根深蒂固的GDP主义，追求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成为政策的重中之重。因为GDP只看金钱，不看健康、机会、公平、分配和人类繁荣必需的其它方面。曾几何时，“腐败是经济发展润滑剂”的理论十分盛行。腐败的基本定义是利用公共权力、挪用公共资源谋取个人利益。政府过多地对经济活动设置限制的审批制度，既为官员滥权索取贿赂、“设租”“寻租”提供了机会，也严重干扰和扭曲了经济活动的正常秩序。从更深层次讲，腐败不仅扭曲了经济效应，更大大降低了政府在普通人眼里的合法性。
十八大以前，多年管党治党的宽松软，致使执政党自身面临一些危机，一是腐败的“癌因子”扩散速度较快，并把目标对准党内及政府的各个角落；二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顽固的“既得利益集团”，导致贫富差距的扩大；三是被权钱交易、卖官鬻爵等腐败行为破坏了的政治生态容易引发公众的不满情绪，进而损害党的执政基础。在当代中国，国家所有方面的成败，都取决于执政党这个政治主体的建设。对执政党来说，如果经济发展了，但因为腐败等因素导致大的社会动荡，给广大社会大众带来灾难，不管怎样的经济发展都会失去意义。因此可以说，腐败与经济发展是绝对不能相容的，靠腐败发展经济必然引起社会政治动荡，“腐败之癌”是经济持续发展的主要障碍。从长远来看，没有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是建立在腐败之上的。“反腐败影响经济发展”，无疑是个别人因自身不干净，担心反腐败反到自己头上而提出的论调。
十八大以来四年多的反腐败给经济发展营造了良好的政治生态和市场环境
中国共产党作为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肩负着国家社会发展和民族复兴的重大历史使命。执政党的合法性主要来自其通过经济和社会发展为人民提供的利益和服务。这势必要求执政党在十八大以后对经济建设的理念政策有所发展，从以前奉行的经济主义和GDP至上主义转向经济和政治并举，即通过反腐败、整治寡头、肃清贪墨、严肃党纪带动经济发展。从短期来看，反腐败对经济来说也是有一些成本的，可称之为“整顿成本”。首先，在深度腐败情况下，中国形成了各种经济寡头甚至政治寡头，或者通俗意义上的“既得利益集团”，触动利益比触动人的灵魂还要难，庞大的利益集团使出浑身解数对抗反腐败。其次，因为十八大以来大规模的反腐败和严肃党纪国法，使得一些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官员不再能轻易地从权力的行使中得到额外的好处或利益，他们中一部分人遂选择不作为，懒政怠政。同时客观来说，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败是一场深刻的政治社会改革，改革是要做事情的，做事就会触动很多利益，这些既得利益者就会聚集起来反对改革，盘根错节的利益格局给反腐败和深化改革带来巨大阻力。在反腐败之后，构造一个健全的制度基础，即法制和法治，才能成为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在这场深刻的政治变革过程中，从权力不受监督贪腐横行的腐败政治，走向权力受到监督制约、廉洁用权的廉能政治，是需要有一个过程的。
只有坚决反腐，才能维护市场秩序和社会环境的公正公平；也只有反腐败，市场秩序和社会环境的公正公平才有保障。因为腐败蔓延导致的交易成本和经营风险的上升是民营企业最头疼的问题。以往很多企业设立的公共关系部门，很大一部分工作是为了“应付”政府官员。对民营企业来说，最大的利益不应是获得能够去收买权力的机会，而恰恰相反，是要在公平的投资经营环境和正常的市场经济中创造价值。只有通过严惩腐败，打击权力“寻租”，斩断官商勾结的利益链，遏制行政权力的“设租”“寻租”行为，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维护市场经济秩序，才有利于创造企业公平竞争的投资环境和经营环境。
近几年随着反腐败的深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后，政府与企业法人正常的公共关系逐渐形成，正改善着民营企业发展环境。在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营商环境报告中，中国排名逐年前移，2016年比2013年累计上升了18位。而与此相对应的另一组数据是，2016年全国新设企业552.8万户，同比增长24.5%，日均新设企业1.51万户，新增市场主体继续呈“井喷式”增长。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败是一场深刻的政治和社会变革，改革最根本的目的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把千千万万中国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把创造力释放出来，这就是改革最大的红利，也是反腐败的最大红利。
深化改革、简政放权是反腐败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题中应有之意
腐败问题实际上是世界各国都面临的问题，古今中外，概莫能外。通过打击腐败，消除市场运行机制的障碍，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将更有利于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事实上，长期以来，我国的公共权力在国民生计、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无所不在，一定程度上为掌握审批权力者的以权谋私提供了机会。各类公章和证照束缚人民群众手脚的事例比比皆是，一些地方办个事、创个业要盖几十个公章，每盖一个公章可能就提供了一个权力寻租的机会和环节。因此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从改革行政审批制度入手，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尽可能减少权力寻租的机会。 十八大以来在开展反腐败和全面从严治党的同时，政府实行行政体制改革，并在近两年全面提速。截至2017年1月，本届中央政府已分9批取消下放国务院部门行政审批618项；分3批取消中央指定地方实施行政审批283项；分3批清理规范中介服务事项323项；分3批修订企业投资项目核准目录，减少90%审批；分7批取消433项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取消、停征、减免496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非行政许可审批”这一概念永远成为历史。期待转变政府职能与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同时推进，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创新政府、廉洁政府、服务型政府。
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从目标顺序安排上说，经济发展是第一要务；从手段措施上说，全面从严治党也是第一要务，反腐败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内容。如果没有全面从严治党反腐败，其他三个“全面”都将无从谈起，经济的持续发展将无法实现。对各级领导干部来讲，在从政环境发生根本变化的情况下，如何既抓规范约束，又抓引导激励，加强对官员“既干净又干事”的规范激励就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广大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能切实做到“忠诚、干净、担当”，“反腐败影响经济发展”的论调是不攻自破的。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导，中国人民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主任）
责编/宋睿宸 美编/于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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