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元代遗留下来的官场贪弊，是明初维护社会稳定、缓和阶级矛盾的最大障碍之一。为此，朱元璋重典治吏，不仅肯定严刑峻法的作用，让整个官僚体系都接受法律的约束，还建立了严密的监察制度。朱元璋构建的反腐败体系对预防和惩治腐败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朱元璋 反腐败 监察制度 【中图分类号】K2 【文献标识码】A
明朝成立之初，朱元璋将反腐败作为维护社会稳定、缓和阶级矛盾的重要举措
明朝是经过多年农民战争洗礼而建立的封建王朝。建立之初，社会满目疮痍，经济濒临崩溃。长江以北地区十室九空、土地荒废、租税难入；长江以南地区人烟断绝、饿殍遍野。而且在明朝建立的头八年，江浙、山东、河南一带年年发生水旱饥荒，社会秩序较为混乱。初登大典的朱元璋深知，唯有实施休养生息政策方能平民乱、安民生、稳民心、富民仓，这不仅关系到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更关系到新政权未来的财政来源，关系到大明朝的万世基业。面对一系列恢复民生、发展经济、缓解阶级矛盾的紧迫任务，自元代遗留下来的官场贪弊成为任务完成的最大障碍之一，所以朱元璋的反腐败之举势在必行。
朱元璋反腐败的对象既有曾经跟随他打江山的功勋名将，也有前朝故吏，还有各地新贵。例如大将军蓝玉，曾深受朱元璋器重，但后来自认功高，愈加暴横专恣，不仅大规模修建庄园，蓄奴千人，而且目无法纪，利用各种手段横征暴敛。再如户部高官郭桓，串通上下，利用自己掌管国库钱粮的职务便利，贪污粮食百万石。在地方府衙，徇私枉法之事也时有发生，从逮捕到判决入狱，很多官员都不依法办事。更离奇的是，原告或被告的身份经常随着行贿的多寡而转移，由此一来是非颠倒、冤狱不断。例如山西有一位叫陈允中的断事官，伙同山西知州等官员收受有罪之人财物，私自放罪人出狱，并将原告变为被告，廷杖一百并充军。在《大诰》中，明初官吏营私舞弊、贪赃枉法的各种记载还有很多，这足以表明腐败现象无孔不入，激化了社会矛盾，甚至引起了多次小规模的农民起义。
此外，在明初的官僚机构中，有一些是从元朝归顺而来的旧官吏，尽管朝代更迭，但他们不可避免地将前代的贪污腐败之风带到了新政权的官场中。各地豪强在地方官僚的“保护伞”下横行无忌，在囤积了足够钱粮的基础上，利用特权加紧盘剥。虽然登基之初的朱元璋在惩治腐败方面没有取得立竿见影的成效，但是朱元璋非常重视对前代历史教训的总结，尤其是朱元璋成长阶段的元末吏治腐败，让他深深意识到严惩贪污腐败刻不容缓。
朱元璋重典治吏，将酷刑广泛运用于司法实践
最高统治者不仅要有反腐败的决心，而且还需要建立一整套反腐败机制，确保反腐败政策的执行。朱元璋在反腐败机制建设方面精心设计、不遗余力，留下了重典治吏的历史功名。朱元璋曾说：“明礼以导民，定律以绳顽。”他还说：“大明之所以得治天下，夫有法度。”在与贪污腐败的斗争中，朱元璋首先肯定严刑峻法的作用，试图让整个官僚体系都接受法律的约束。
明朝建国第一年，朱元璋就授意丞相李善长拟定《律令》，经过七年的修改，《律令》以《大明律》的形式昭告天下。关于惩治腐败的量刑，《大明律》做了非常细致的规定，例如：镇守钱粮仓库的官吏若监守自盗，不分首犯、从犯，皆以贪赃枉法论处。由于大明朝对盐、茶等重要物品实施国家专营，对倒卖、走私这些物品制定了严厉的打击措施，而打击的对象往往就是掌握相关公权力的官吏。若官吏与走私倒卖者串通，一律从重论处。当时规定：官兵利用兵船、畜力、车马等运送私人物品，若超过规定重量，就要量刑处罚，超过十斤杖责一十，每加十斤则罪加一等。
然而，《大明律》只是突出了反腐败的政治与法律决心，在实际司法过程中，却未能达到朱元璋满意的效果，特别是“空印案”“郭桓案”等典型腐败案件的发生，极大地触痛了朱元璋。得知这些案件后，朱元璋气愤地说：“上至中央、下至地方的各级官吏视朕命为儿戏，视国法为寻常，若以普通刑罚束之恐无力惩治，而世之效仿者甚巨。”朱元璋认为，一般的杖责、劝导已经不能发挥反腐败的作用了，只能以“罚之以猛”的态度，采取严刑峻法，严加惩处。
在朱元璋的亲自编制下，四篇《大诰》在两年的时间内出台，弥补了《大明律》在量刑方面的缺陷，避免出现漏网的贪官污吏。四篇《大诰》共有二百多条，其中绝大部分条款都是针对贪污、受贿、索贿科罪量刑的。《大诰》不仅将去膝、断手、挑筋、剁指等酷刑以明文写入，而且在颁布后广泛运用于司法实践，令贪官污吏胆寒。例如御史周士良、刘志仁受命到地方巡查时，地方贪官污吏为逃避巡查，向这两名御史行贿，二人收受的贿款达两万多贯钞、三十多两金子、一百多两白银，结果被朱元璋查处，周、刘两位御史及所有行贿之人皆被凌迟示众。在颁布施行过一段时间后，朱元璋仍嫌刑罚不够严厉，在《大诰》中创设了剥皮之刑，并用此刑处死了多名贪官污吏。《大诰》中的酷刑手段十分残忍，但很有震慑作用，对打击贪官污吏、扭转官场腐败之风有明显效果。
不可否认的是，《大诰》中有很多条文、规定都是出自朱元璋的个人决断，特别是在腐败案件发生后，朱元璋做出的刑罚决断往往较为主观，具有鲜明的法外之法的特点。正如清末法学家沈家本所言：“明初严刑峻法出自《大诰》者多为律外。”总体而言，《大诰》继《大明律》后问世，不仅代表了朱元璋“趋民从教”的努力，也是明朝重典反腐败的新开端。
网络密布的监察制度对预防和惩治腐败有重大意义
朱元璋非常重视监察制度的建立与作用的发挥，他认为：“大明有三大府，主政事者为中书，主军事者为都督，主纠察者为御史。纲纪系于三府，而纠察之任尤重，御史必忠勤，假公济私必害物误国。”洪武十五年（1382），朱元璋在御史制度的基础上设立都察院，使之成为全国最高监察机关，长官皆称御史或台长，其官职为正二品至正四品。都察院内设司狱、照应、经历、司务四个二级机构，分别监察不同的官僚部门。
都察御史的职责是“纠劾百官，辨明冤枉，辑督各道，为天子耳目风纪之司”。明代之前也有比较完善的御史制度，至明代，其范围有所扩大，除有十三道监察御史外，北京、南京的直隶衙府也都在都察院的协管之内，甚至都察院本身也在其监察管辖之内。十三道监察御史中的每一道都有特定的纠察监管对象。他们的权力主要分为两项：出巡时与在朝时的监察。在内，监察考核文武百官、兼任言官、监察京城所有府衙的日常工作，此外还要巡视军营、光禄寺、国库、皇城、武举、乡试、祭祀活动等；在外，则监察清军、屯田、印马、攒运，提督学校，还要巡视茶马、盐道、关隘等。网络密布的监察制度对朱元璋了解中央与地方的施政情况、预防和惩治腐败有着重大意义。
除都察院，履行监察功能的还有六科给事中。洪武六年（1373），明朝设十二人给事中，分工、刑、兵、礼、户、吏六科，每一科有给事中二人。朱元璋在设置给事中之初，只是让他们负责平常工作的记录、收发文案等，但在中书省被废除、六部地位迅速上升之后，给事中有了独立的监察权。六科给事中监督六部，尽管官职品阶不高，但由于给事中只对皇帝负责，所以权力非常大，且职权范围很广。都察院和给事中同为监察机构，但可以相互监督、互相弹劾。这一做法不仅对六部有所钳制，对都察院也有所限制。御史与给事中分别监察不同的对象，但都能纠举监督。采用以小官钳制大官的做法，不仅能使大官有所忌惮，小官本身也不会因权势过大而失去控制，从而极大提升了监察效能。
（作者单位：潍坊科技学院）
【参考文献】
①吴晗：《朱元璋传》，北京：三联书店，1965年。
②[明]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
③[清]龙文彬：《明会要》，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
责编/王妍卓 美编/宋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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