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全球化推动了世界范围内的权力转移，这既为中国发展提供了全新的图景，也为中国进一步发挥国际影响力、实现大国崛起创造了机遇。从近十年来的世界发展趋势来看，无论是沃勒斯坦所提出的世界体系论，还是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著名判断，都不足以全面涵盖当今世界的复杂面貌。鉴于复杂的外部环境，各国政府纷纷摒弃成见、致力合作，共同构建“和平、发展、共赢”的国际秩序。“一带一路”作为国家发展的中长期战略，正肩负着形塑一个“去中心化”世界的历史重任。
我们所处身的现代世界是一个被经济学范式所笼罩的世界，桑德尔称其为“市场必胜的时代”，克尔伯格称其为“竞争的文化”，波兰尼则定义它为“市场嵌入社会”。风险是行动的代价，无论这种行动是在制度框架之内还是跳脱其外。在经济学的视野下，我们审视一个行动时，往往是在成本—收益范式下权衡利弊。在我国倡议并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时，跃入人们视野的除了合作所带来的收益之外，相伴而生的是行动可能引致的风险。这些风险既包括国家层面的风险，也包括企业组织层面和公民个体层面的风险。因而，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进程中，理解、发现并及时处理隐匿其中的诸种风险，对于参与到“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所有成员国都有所助益。
“一带一路”国家的治理风险复合趋势
当前，多数研究先按照某种逻辑将风险归类，再针对不同类别的风险提出应对措施或解决思路。事实上，这是一种将复杂问题机械分类拆解再逐一处理的思维，或者说是一种简单的线性思维。然而，考虑到现代世界的高度复杂性，我们不能简单地使用一种分析工具去理解风险问题。因为简单的分析框架一般是将“一带一路”的安全风险问题置于静态的分类处理系统中，即仅需要有针对性地关注那些由“一带一路”所引发的新风险，如经济转型、市场竞争和价格冲击、货币兑换、开放性和流动性增大、环境污染及公共卫生问题等；而往往忽视对于那些早已存在的传统安全风险，比如恐怖主义、宗教冲突、领土争端、反政府力量、民族分裂、自然灾害等。
然而，随着全球化和后工业化的不断深入，我们已很难严格区分新风险与传统风险。两类风险出现了相互纠缠、彼此交叠复合的趋势，由过去的结构性风险演变成为一种系统性风险。举例来说，恐怖主义肆虐所导致的风险不仅会威胁到国民生命财产安全，还会对一个或多个国家的经济结构、社会稳定、政府行政和民众信心造成打击，进而引发经济衰退、资本逃逸、银行挤兑和国民出逃避难等一系列风险。
就目前阶段而言，我们认为应当加入两个综合评价指标来统合“政治风险”“经济风险”“公共卫生风险”和“国际冲突风险”。第一个综合指标用以统合4个二级指标，反映同一类型的风险相互转化、相互叠加或相互影响的程度；第二个综合指标用以统合4个一级指标，反映不同类型的风险相互转化、相互干扰或相互堆扎的程度。
“一带一路”建设中重要国家的治理风险是我们的主要关注对象，在借助国内外智库和科研院所已完成的众多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建立一套对节点国家风险的评级体系，如表1（见P28）所示。节点国家风险评价指标中，政治风险与经济风险的评价参考经济学人智库的国家风险模型（EIU country risk model）；公共卫生风险的评价参考中国卫生与经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对公共卫生的指标设计；国际冲突风险评价根据经济学人智库发布的白皮书《愿景与挑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风险评估》与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发布的2015年版《国家风险分析报告》和《全球风险地图》综合考量得出。具体而言，我们可以从“政治风险”“经济风险”“公共卫生风险”和“国际冲突风险”四个维度来评估选择出的节点国家的风险，如表2（见P30）所示。
“一带一路”的实质与我国面临的多重挑战
“一带一路”建设，机遇与挑战、收益与风险并存。当前的全球化是一次机遇，将为中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以及一些合作伙伴带来巨大收益，同时也是一次严峻的挑战，推进着国际经济政治旧秩序的变革。
提出“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必然性
第一，它是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合作的必然产物。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发达国家已经进入了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发展的阶段。具体表现为产业调整升级步伐明显加快，产业转移层次不断提高，产业转移方式不断创新，产业链条整体转移趋势明显，关联产业协同转移现象增多，跨国公司对产业调整转移的主导作用更加明显。国际产业转移，为转移产业承接国提供了加快产业结构升级速度、实现产业集聚和全面参与全球分工的新机遇，同时也为承接国提供了产业结构与空间布局的调整的新契机。作为先期国际产业转移的受益者，我国东部沿海地区获得了较快发展，但现在也面临着诸如资源短缺、人力成本和环境压力的瓶颈，部分产业和闲置资本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势在必行。“一带一路”建设不仅把握了各国产业结构加速调整的契机，又恰逢生态建设与经济增长方式的深刻变革。
第二，它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新趋势。区域经济一体化亦称区域经济集团化，是经济生活国际化和各国、各地区之间经济联系与依赖程度不断加深的产物。其实质是打破行政区划界限，按区域经济原则统一规划布局、统一组织专业化生产和分工协作，建立统一的大市场，优势互补、联合协作，连接并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实现共同的发展目标。通过降低成员国之间的交易成本、提高贸易自由度，实现要素、产品的自由流动以及资源优化配置。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本特征是主权的让渡、自愿性和平等性，区域中各国必须是出于自愿而参与一体化，同时在一体化的机构内享有平等的权力。“一带一路”建设缔结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将会极大地推进沿线国家贸易合作的开展。经济一体化地理空间不断扩大、一体化组织出现多层次性和交叉性、制度化和规范化机制逐步形成等新趋势，有助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统一的大市场，优势互补，联合协作，连接并形成一个利益命运共同体，实现共同繁荣的发展目标。
第三，它是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举措。中国与中亚毗邻，双方拥有数千公里的边界线。由于地缘因素和历史原因，中亚与中国西北地区在文化、宗
教以及民俗等方面存在相似性。中亚对我国西部地区的发展与稳定有着潜在影响，加强以机构设置为主要合作途径的中国中亚区域的机制化合作，有利于营造中国与中亚稳定的双边关系。此外，中国西部边疆地区与中亚都深受国际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以及极端宗教主义三股势力的威胁。推行“一带一路”建设，建构中国—中亚区域合作机制，并在该框架内设置中国—中亚反恐战略合作，将推动协调中国、中亚立场，优化区域资源，形成机制化措施，更加有效地防范并打击盘踞在中亚及中国西部的三股势力，对维护地区安全和稳定极为有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