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编者按】
2016年1月4日，《人民日报》以头版头条刊出对“权威人士”大篇幅专访的形式，首次提到中国经济可能呈现 “L 型”增长。受访“权威人士”认为，短期刺激措施无法带来经济 “V 型”反弹。5月9日，“权威人士”再度于《人民日报》发声强调，“我国经济运行不可能是U型，更不可能是V型，而是L型的走势”，并且“这个L型是一个阶段，不是一两年能过去的”。
在本文中，就中国经济的未来走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蔡昉先生认为，鉴于长期作为经济增长重要助推力的人口红利已经消失，并且不可逆转，未来“不应该再对‘V’型增速反弹抱有希望”。但2016年已经形成了一个短期的“L”型企稳变化，在依靠改革释放红利的前提下，“中国经济在中期实现另一个更加明显的‘L’型增长轨迹”完全可以预期。并且，只要各项供给侧改革得以积极推进，改革红利在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内持续释放，“中国经济也有望在较长时期内实现‘L’型增长轨迹”。
总之，未来的中国经济增长需要仰仗改革红利的持续释放。
一、“V”型复苏已成历史
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前的相当一段时间里，每逢经济下滑之后，总是能够见到随后的增长复苏，表现出一轮又一轮的“V”型增长格局。事实上，当阻碍增长的因素主要来自需求方面时，采用刺激总需求的方式，往往能够较快奏效，使实际增速回归潜在增长率，这也是中国经济过去所以能够呈现出“V”型复苏的原因。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意味着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在于供给侧，过去长期作为经济增长重要助推力的人口红利已经消失，并且不可逆转。在这种环境下，难以依靠以往的方式让经济增长重新回到原来的速度。
首先，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已呈负增长态势。为了统计的便利，我们通常用15~59岁年龄人口数量来代表一个经济中的潜在劳动力总量。中国这一年龄段的人口规模已于2010年达到峰值，此后呈负增长态势。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国15~59岁人口为93962万人（占总人口的70.14%），而根据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小普查）推算数据，全国15~59岁人口为92471万人（占总人口的67.33%），五年下降了近3个百分点。此外，国家统计局历年发布的基于抽样调查数据的推算也显示，无论是从人口总量中的占比还是数量规模来看，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在几年前已开始出现逐年下降趋势。
其次，中国的经济活动人口也已经迎来负增长时代。如果说劳动年龄人口只不过反映一个经济中的潜在劳动力资源的话，那么，经济活动人口更加真实地反映一个经济中的劳动力供给情况。我们知道，在现有的劳动年龄人口中，并非所有人都是劳动力，有一部分人在劳动经济学意义上不被算作劳动力，例如，有些人完全没有就业意愿，正在全日制学习，全职从事家务劳动，提前退休因而退出劳动力市场等。因此，在劳动年龄人口中真正构成有效供给的是劳动力市场参与者，也就是经济活动人口，即正在工作的人以及失业者。通常，经济活动人口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被称为劳动参与率，这是一种行为偏好的结果，决定劳动力供给。如果劳动参与率在一定时期大致不变，随着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经济活动人口会随之减少。
为了进一步印证劳动力供给的减少趋势，在图1中，我们采取一个不尽相同的估算。第一，我们采用16岁及以上人口作为劳动年龄人口，这样可以包容延迟退休等效果对劳动力供给的正面影响，同时也为了与国家统计局的数字进行比较，并且符合国际上的一般定义。第二，按照预测的劳动参与率，把劳动年龄人口调整为经济活动人口。从中可以看到，劳动力供给在2011年之后仍有一个短暂的提高阶段，2015年是其峰值，之后则呈现负增长态势。与此同时，我们也把国家统计局提供的经济活动人口数字放在图中，以便进行比较，虽然从实际数据尚不能知道其是否到达峰值。
再次，中国的劳动参与率正在下降。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在全国六个大型城市（上海、广州、福州、武汉、沈阳、西安）开展了最新一轮城镇劳动力调查（CULS-4），结合前面三轮调查数据的对比，能够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就是，中国近年来各年龄组的劳动参与率均呈下降态势，这与我们早先的判断略有不同。此外，根据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所进行的分析，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因此，在劳动参与率实际上没有经历一个提高阶段，而直接进入缓慢下降轨道的情况下，经济活动人口规模峰值已经到来的判断，应该是确信无疑的。在劳动年龄人口、劳动参与率都发生下降的情况下，劳动力供给的减少则具有叠加性，也就意味着中国实际的劳动力供给下降要比预想的情形更加严峻。
改革开放以来至本世纪初，中国制造业凭借其比较优势而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在改革开放以后长达30余年的时间里，通过劳动力的市场配置扩大了就业，而很长时间里普通劳动者的工资没有实质性提高，保持了制造业产品的竞争力，也延缓了资本报酬递减现象发生。然而，随着刘易斯转折的完成，劳动力短缺逐渐成为常态，普通劳动者工资进入加速上涨轨道。工资（特别是普通劳动者工资）的上涨固然是好事情，有利于提高中低收入家庭的人均收入水平，有助于改善收入分配现状，实现包容性增长，企业也可以根据劳动力成本变化而逐步重新配置生产要素、调整市场结构和技术结构，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来消化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影响。然而，如果工资上涨过快，劳动生产率提高明显滞后以至于难以支撑工资的增长，则直接后果是大大提高企业的单位劳动成本，造成企业经营困难，继而对整个经济造成伤害，反过头来也会造成对劳动者造成伤害。
劳动生产率提高是工资上涨的基础。现实情况是，伴随工资的普遍快速上涨，劳动生产率越来越表现出难以支撑的势头。相关研究表明，当前中国单位劳动成本（工资与劳动生产率的比率）正在快速上涨，逐步逼近一些发达国家的水平，这使得制造业的传统竞争优势逐渐下降。根据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The Conference Board）的数据，中国2007~2012年间劳动生产率平均年增长9.5%，2013年陡减至7.3%，2015年进一步下降到6.7%。与此同时，普通劳动者工资继续上涨，如农民工工资2015年实际增长7.2%，达到每月3072元。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难以跟上步伐，导致单位劳动成本提高。2010~2013年，中国制造业单位劳动力成本大约增长了37%，与世界主要制造业发达国家的差距正在缩小。通过测算中国出口产品中占主导地位的11种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也可以看出，自2000年以来，这些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发生了非常明显的下降。
通常，将各级各类教育在各阶段的辍学人数、毕业后不再升学人数相加，能够大致得到当年新进入劳动力市场寻找就业岗位的人数，我们可以将其称作新成长劳动力。在一个经济体中，人力资本存量的提升主要来自于新成长劳动者群体拥有更高的人力资本积累，对于中国而言，新成长劳动力附着的较高人力资本素质对于提高全社会的平均人力资本存量具有非常重要的贡献。改革开放以后，九年义务教育、高等教育扩招等超常规的教育发展政策，又极大促进了新成长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因此，随着新成长劳动力规模的减少，整体人力资本改善速度必然会随之放缓。我们的一项预测显示，中国每年新增的人力资本总量，自2013年开始呈现逐年下降态势。
新古典增长理论的一个基本前提假设是，在劳动力供给有限的情况下，存在着资本边际报酬递减现象。当中国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成为历史，资本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势必会发生作用，资本回报率也会相应地下降，而这正好是我们当前的状况。实际上，中国在2004年左右经历“刘易斯转折”之后，资本-劳动比迅速提高，与之相伴随，资本回报率发生了明显下降。相关研究表明，中国2004~2013年期间，资本回报率从24.3%下降到14.7%，以年均5.7%的速度下降。
通常情况下，当劳动力从低生产率的部门转移到高生产率的部门，由于资源配置的优化，便可以获得资源重配效率。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这种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的贡献。目前，中国通过劳动力重新配置，特别是农村劳动力转移，从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趋势也在变得更加缓慢。由于16~19岁农村人口（外出劳动力的主体）规模在2014年已经达到了峰值，导致农村外出劳动力的增速大大放缓，例如2015年增速仅为0.4%。也就是说，在现行体制下，目前可以用于重新配置的农村劳动力已经基本配置完毕，由此再难带来全要素生产率的可观改善。除此之外，如果户籍制度对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体制性制约不消除，由于不能获得均等的城镇社会保障，农民工一般在40岁以后就陆续返乡，则可能出现新增农民工少于返乡人口的情形，从而形成城乡劳动力的逆向流动。
以上这些都是从供给侧导致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的因素。根据这些变化因素，我们估计并预测了中国经济在不同时期的潜在增长率，并与实际增长率进行比较（表1）。总体的画面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2010年之前大致为10.3%左右，“十二五”时期的平均水平为7.6%，2016~2020年期间如果不发生重要的改革和经济刺激政策，潜在增长率会下降至平均6.2%。
按照定义，用实际增长率减去潜在增长率，可以计算出经济增长缺口。如果增长缺口为正，说明经济运行超出了潜在增长能力，通常会表现为经济过热或助长经济泡沫。如果增长缺口为负，则说明经济运行没有达到潜在增长能力，还有可以从需求侧进行刺激的空间。从图2可以看出，在改革开放期间，中国出现较大负增长率缺口的年份，恰好是需求侧冲击导致宏观经济低迷的时期，在这些时期，往往通过可以刺激总需求的方式，让经济重新回归到潜在增长率水平，从而表现出增长率的“V”字型变化格局。
如果我们以为潜在增长率仍然处在以往的水平而没有下降，在实际增长率下降的情况下，则可以计算出仍然存在负的增长率缺口，如图2三角形曲线所示。由于这是因为对潜在增长率做了不符合实际的假定，因此，我们将以此为基础计算的增长缺口称为“虚幻缺口”。在这种认识下，人们会期待通过采用常规的刺激性宏观经济政策，以便使经济增长率回归潜在增长率，即呈现一个“V”型增速反弹。然而，遗憾的是，出于前面所分析的种种原因，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也发生了明显下降，“十三五”期间平均潜在增长率已经降至6.2%左右。与实际增长率的对比可知，目前已经不存在可供填补的负增长缺口，进而可见，不应该再对“V”型增速反弹抱有希望。
二、近中期的“L”型增长轨迹
虽然我们不再期冀产生一个“V”字型的速度反弹，但是，从供给侧施力的结构性改革，可以消除阻碍生产要素供给和配置的体制性因素，取得潜在增长率下行曲线更加平缓的效果，分别形成短期、中期和长期的“L”型增长轨迹。
事实上，2016年经济增长已经形成了一个小小的“V”字型的速度反弹。一反2012年以来经济增速呈逐年下行的趋势，2014年第四季度至2016年第一季度期间呈逐季下行趋势，2016年每个季度都保持在预期的增长速度区间内，并实现了全年6.7%的增长率。相对于此前的持续减速趋势，这个部分由于改革红利的释放、部分由于总需求的扩大而实现的增长率，可以说形成了一个短期的“L”型企稳变化。
受此启发和鼓舞，我们完全可以进一步预期，在依靠改革释放红利的前提下，中国经济在中期实现另一个更加明显的“L”型增长轨迹。根据不同假定前提下的预测，我们认为在“十三五”这个近中期内，中国经济的合理速度区间，应该在平均6.2%与6.7%之间，但是，无论下限还是上限，均会表现为逐年下降的趋势（如图3中所示）。确保“L”轨迹运行于下限和上限之间，实际上就是确保国民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确保总体平稳和稳中有进。简单地说，确保经济增长没有下降到下限以下，就是保证不出现周期性失业，是保民生的基本前提。尽管中国当前尚未发生明显的周期性失业现象，但当实际经济运行指向这个底线时，我们应当高度警惕。确保经济增长没有上升到上限以上，就是保证不出现经济泡沫，不出现系统性经济风险。由于当前已经不存在增长缺口，因此超越上限的增长背后，可能是过度的刺激，可能是大量的流动性进入到非实体经济。由此可见，无论是对于“保民生”还是“防风险”，设置增长的下限和上限都是必要的，而在二者之间的改革行动，有望中近期“L”型轨迹的实现。
截至2016年，中国经济的实际增长率正好处于上述合理区间之内，但一度比较靠近下限，从2015年开始企稳，正如图3中速度下限和上限之间的实线线条所示。如果我们预期从2017年开始，改革红利适度地逐渐释放，经济增长速度呈现这样的趋势，即按照潜在增长率下降的规律，低于以往的增长速度，然而下行的速度比2012年以来的情况更加平缓，同时在“十三五”时期的后四年保持大体上6.5%的年平均增长速度，那么，从图中可以看到，这个速度会使得今后的实际增长显示出向增长区间上限靠拢的趋势（虚线线条所示）。这样一来，在增长速度下限和上限之间，实际增长曲线就会形成一个类似于“L”型的中期增长轨迹。这个速度既可以保证GDP总量在2020年比2010年翻一番，也是比较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
三、更长期的“L”型增长轨迹
只要各项供给侧改革得以积极推进，改革红利在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内持续释放，中国经济也有望在较长时期内实现“L”型增长轨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涉及的领域非常多，表2列举了其中的部分领域，这些领域的改革不仅可能收获到本领域的改革红利，而且各领域之间可能产生相互促进的效果，形成“综合改革红利”。下面，我们主要以表2中的各项改革为例，简单分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中国经济长期表现的影响。
以户籍制度改革推进新型城镇化为例。通过户籍制度改革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具有两个非常明显的供给侧效应。
一是提高农村劳动力在非农领域的劳动参与，从而显著增加城镇劳动力供给。例如，目前在城镇务工的农民工中，20~39岁年龄段的人口大约有超过8000万人，7000万人左右介于40~59岁之间，由于没有获得城市的户籍身份，农民工年龄到了40岁以上就开始陆续返乡。也就是说，由于户籍制度改革没有完成，已经转移到城镇就业和生活的农民工，因不能均等享受城镇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服务、子女教育、住房、最低生活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在他们仍然具有很高就业能力的时候就退出了城镇劳动力市场。如果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农民工实现了市民化和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城镇劳动力供给则可以显著增加。
二是清除了制度性障碍，劳动力会继续从低生产率部门转移到高生产率部门。我把这个提高生产率的结构调整过程称为“库兹涅茨过程”，这种劳动力的流动可以改进生产率。反之，新成长的进城劳动力已经越来越少，如果户籍制度不改革，那些到了一定年龄返回农村的人口会多于进城的人口。虽然农民工返回农村并没有退出劳动力市场，但是转移到生产率更低的部门就业，因此那个过程就变成了“逆库兹涅茨”的过程，从而对经济增长带来新的负面影响。此外，户籍制度改革还有明显的需求侧效应，主要表现为增加的新市民扩大了消费者群体。[“库兹涅茨过程”系化用“库兹涅茨曲线”而来。俄裔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1901—1985）1955年提出假说认为，从经济未充分发展阶段到充分发展阶段，收入分配关系相应从趋于不平等到趋于平等。该假说所揭示的经济发展阶段与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之间的关系呈倒U形曲线，故被命名为“库兹涅茨曲线”。——编注]
此外，表2中所列的“三去一降一补”改革，分别具有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和生产成本、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和投资回报率的效果；通过教育与培训数量的增加和质量的改善，可增强当前和未来的人力资本积累；而生育政策调整及其配套政策的完善，有利于改善未来劳动力供给格局等。与最直接、最主要的供给侧效应相伴随，这些领域的改革还能够带来一系列需求侧的利好效果。（“三去一降一补”是指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编注）
在我们最近的一项研究中，根据户籍制度、教育和培训、国有企业等领域的改革可能产生的劳动参与率、人力资本积累、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等方面的效果做出假定后，再结合生育政策调整方案可能对未来劳动力供给产生的改善效果，模拟出了不同的潜在增长率情景，或称改革红利情景。
图4显示了在这几种不同情景下，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趋势（2010~2050年）。如图中从左到右看，分别是基准情景，即在没有实质性改革情况下的增长趋势，以及从情景一到情景三，即改革力度逐步加大的情形。特别是在情景三，生育政策调整的效果更加明显，假定未来的总和生育率会接近1.8的水平。我们应当承认，无论是哪一种情景，潜在增长率的大趋势都将是趋于下降，这是由于，从中等收入阶段到高收入阶段的转变过程中，越来越需要创新驱动以及其他因素导致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而这种新的增长动能不可能像与人口红利相关的动能那样，足以驱动超常规的增长，因此，增速的下降具有必然性。同时，也应当乐观地看到，在图4从左至右的不同情景中，改革越是深入，越能释放更多的改革红利，未来潜在增长率的变化轨迹越是接近于“L”型。
按照中国经济在不同改革情景下的潜在增长表现，我们可以回答，中国在什么时候可以跨过中等收入阶段，从而成功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我们依据以上改革情景，给出了一个较为可能的预测。中国2014年的人均国民收入是7400美元左右，属于中等偏上收入水平，按照改革情景三预测，2022年中国人均GDP可以达到12600美元左右，即基本叩开高收入阶段的大门。需要说明的是，跨进高收入阶段的门槛之后，并不意味着一劳永逸地成为了发达国家，例如，历史上有的拉美国家曾经进入过高收入国家行列，但后来又倒退到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迄今尚未迈入高收入经济体的大门，即受困于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如图中情景三所示，在争取到长期“L”型增长的情况下，发展到2030年左右，中国人均GDP可以达到19000美元左右，就更加稳定地避免了中等收入陷阱；进一步，2040年左右达到32000美元左右，进一步接近于目前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37000美元）；到了2050年，中国的高收入水平得到巩固，人均GDP可达到52000美元左右，跻身较高水平的高收入国家行列。
需要指出的是，预测所呈现的美好前景，是以得到“情景三”的改革红利为基础的，而情景三的改革所需要的力度最大、最深刻，难度也最大，现实的改革力度和效果如何，还有待于在实践中进一步观察。
总之，在人口红利释放殆尽之后，未来的“L”型增长需要仰仗改革红利的持续释放。各领域改革的推进过程中，应当充分重视相互之间的协调、配套和同步，形成政策合力，确保改革红利持续最大化，从而跨越中等收入阶段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本文原刊于《财经智库》2017年第2期，原题：“两个‘L’型轨迹——中国经济增长中期和长期展望”。略去注释，正文经重新编辑，编注由澎湃新闻编辑所加。经授权刊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