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藩属体制成就了渤海，也成就了渤海的对外关系。当藩属体制稳定运行，则既有利于渤海对外关系的发展，也有利于渤海社会的进步；相反，当藩属体制遭到破坏，渤海生存与发展的环境也随之恶化乃至走向灭亡。一部渤海的对外关系史，实际上就是一部渤海与藩属体制关联互动的历史。
【关键词】渤海 唐朝 日本 新罗 藩属 【中图分类号】K23 【文献标识码】A
如果将唐代东亚的区域政治比喻为一个政治舞台，那么唐朝时活跃在东亚政治舞台上的任何一个角色，固然可以有自己的临场发挥，但其角色定位却是被舞台的风格、导演的安排以及与其他角色的配合所限定的。换句话说，只有遵守藩属体制的规则，才有登台演出的可能；只有演好规定动作，才能有自选动作发挥的可能和条件。
唐朝与渤海国的藩属关系经历了长期的适应磨合的过程
渤海国（以下简称为渤海），是唐代活跃于东亚区域政治关系舞台上的重要角色，也是以唐朝为中心的藩属体制内的重要成员。其存在时间几乎贯穿了整个唐朝统治的始终。从渤海建国到发展成为“海东盛国”，再到政权最终的覆亡，渤海经历的辉煌与没落，都与其对外关系的发展密不可分。虽然渤海立国以来的东亚环境不断发展变化，但渤海始终能够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而及时调整自己的对外政策，努力建构其对外关系发展的外在环境与内在需求间的关系，积极协调藩属体制与渤海的生存发展。
唐代东亚地区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对渤海与唐朝各个时期关系的发展均产生了重大影响。从武则天时期靺鞨集团借营州之乱东奔建国，被唐朝视作割据势力而坚决予以武力镇压，到唐玄宗统治初年承认渤海政权，并通过羁縻和藩属政策相结合的手段成功建立起册封关系，进而在唐玄宗统治前期对渤海一度突出羁縻政策、力图加强对渤海的控制，再到渤海与唐朝战争及安史之乱后逐渐对渤海突出藩属政策，放松对渤海的控制，唐朝与渤海的藩属关系经历了长期的适应磨合的过程，并最终在安史之乱后尤其是渤海的“海东盛国”时代稳定下来。唐朝也在不断探索经营藩属体制的方式，不能因为宗主国对藩属政权某些形式上的妥协或让步，就忽视甚至否认藩属体制的具体作用。在以藩属体制为主要运行规则的东亚地区，无论藩属政权还是非藩属政权，任何抗拒或回避藩属体制的行为即使是基于自身实际利益的选择，但其结果也必然被排斥在东亚主流政治体系之外，这是必须引起重视的问题。
尽管渤海对外关系涉及的对象多元复杂，而且并不一定都是唐朝藩属体制内的成员，但是渤海的对外关系几乎都与藩属体制有密切的联系。这其中既有对藩属体制权益的争取和利用，又有对藩属体制约束的抗拒和排斥。即使这种联系并不一定直接存在，但是藩属体制的影响却始终与渤海生存与发展的环境密切相关，渤海不可能摆脱藩属体制的影响而获得生存甚至发展的机会。在当时的时代条件下，维持与唐朝的藩属关系是渤海生存与发展所要保持的底线。在藩属体制对渤海的利与弊的双重影响下，渤海对之能够比较理性地区分对待。
营州之乱对唐朝的东北统治构成了严重冲击。突厥势力向东北渗透，渤海趁乱建国。虽然新生的渤海政权在建立之初，出于巩固政权的需要，曾经依附于突厥且与唐朝对立，但是争取唐朝的册封乃至加入藩属体制仍然是大祚荣在权衡利弊之后做出的最终选择。唐朝对渤海实行的册封政策也是积极务实的。对于渤海，唐朝没有简单采用羁縻政策，而是应用了更为灵活的藩属政策，赋予了渤海更多的自主权，成功推动了与渤海册封关系的建立。
大武艺时期渤海的对外扩张成为引发渤海与唐朝矛盾的导火线。在这一时期，由于唐朝设置黑水都督府的行为引起了大武艺的不安，另外，由于唐朝在大门艺事件上的处理失当也进一步将渤海推向了突厥和契丹阵营，最终由渤海挑起了对唐朝的战争。这场战争对渤海与唐朝的藩属关系造成了严重冲击，藩属体制也因此发生震荡。面对渤海与突厥、契丹的联合反唐，唐朝也发动新罗、黑水靺鞨组成联盟共同抗击渤海，战局一度陷入僵持，但是随着公元734年以后唐朝在对突厥作战中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以突厥为核心的反唐阵营也渐趋瓦解，最终通过“敕书外交”的积极协调，渤海与唐朝的矛盾在藩属体制框架内得到化解，两国的藩属关系也随之恢复正常。
安史之乱再一次严重冲击了唐朝的藩属体制秩序。安史之乱前期，由于唐朝中央政府统治权威的动摇以及渤海面对安史之乱的观望态度，渤海与唐朝关系曾经一度趋冷。在这一背景下，渤海也曾经积极开拓疆土，并与日本加强联系，甚至一度参与到“新罗征讨计划”当中。但是随着安史之乱逐渐平息，以及唐朝对于大钦茂的晋封，渤海与唐朝的关系又再度升温。受此影响，渤海与日本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即两国间的交往逐渐由政治内容为主转向经济内容为主。
藩属体制成就了渤海国，也成就了渤海国的对外关系
从外部形势而言，“海东盛国”的形成既得益于安史之乱后东亚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又与渤海与唐朝藩属关系的稳定有密切联系。正是在安史之乱后藩属关系回归稳定的前提下，渤海对外关系的发展也由此前对东亚政治事务的关注，转向致力于为本国创造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的有利外部环境。具体表现为渤海在坚持恪守藩礼、恭谨事唐的基础上，加强与唐朝淄青平卢节度府的经贸往来，在对日交往中转向关注经济贸易方面的实际利益。
唐朝的灭亡和契丹的崛起，使正处于末世的渤海面临极为恶劣的外部环境。外交形势的恶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渤海灭亡的速度。面对这样的形势，渤海曾经希望通过加强与后梁、后唐的联系，甚至争取实现与新罗“结援”，以应对来自契丹的威胁，但是在藩属体制整体瓦解的影响下，东亚地区再次陷入到混乱无序的状态中，“强者为王”成为了唯一的生存法则，渤海的命运无法由自己操控，最终只能任契丹宰割。
从渤海与藩属体制的关系来看，是藩属体制成就了渤海，也成就了渤海的对外关系。渤海对外关系发展对藩属体制影响起到的主要是积极作用，其本身也构成藩属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唐朝借助渤海维系对东北的统治，有利于保证在东北的战略利益，制约在东北乃至东亚地区可能威胁到唐朝统治的势力；而事实上渤海对于东北形势的稳定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对于稳定藩属体制秩序也起到了积极的效果。渤海与日本的往来，主要针对的对象并不是唐朝。即使在大武艺时代渤海与唐朝矛盾激化时期，以及安史之乱时期渤海和日本的往来带有加强政治、军事合作的倾向，但从渤海而言，渤海与日本间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合作更倾向于防御性而非进攻性。在战略对象上，主要是制衡新罗而非抗衡唐朝。因而从渤海与日本往来的主要影响来看，渤海与日本间的往来，给东亚带来的并不是战争的威胁，而是更为密切的经济与文化交流。渤海的存在成为制约新罗的重要力量，即使面对安史之乱后唐朝在东北地区统治势力日渐衰微的有利时机，新罗也没能再次向北方拓展自己的疆界，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渤海对新罗势力的排斥。尽管渤海的对外关系发展也曾存在破坏藩属体制乃至藩属关系的消极影响，但这些并不构成渤海对外关系发展的主流，在渤海对外关系发展中也并不占据主要地位。
纵观整个渤海对外关系史的发展历程，渤海着眼于自身的存在和发展，从游离于藩属体制之外到加入藩属体制之中，从抗拒藩属体制的约束到适应藩属体制的规则，我们可以知道，当藩属体制稳定运行，则既有利于渤海对外关系的发展，也有利于渤海社会的进步；相反，当藩属体制遭到破坏，渤海生存与发展的环境也随之恶化乃至走向灭亡。一部渤海的对外关系史，实际上就是一部渤海与藩属体制关联互动的历史。
（作者单位：吉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注：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渤海民族源流研究”（项目编号：15@ZH007）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①李大龙：《汉唐藩属体制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
②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责编/谭峰 美编/宋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