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一本随笔集的题目是《人之患》，这是陈平原先生为我命名的，意思是我的最大特点，就是“好为人师”。这是确实如此的：作为“教师”的钱理群，比作为“学者”的钱理群更为重要；也有人评价说，钱理群的讲课比钱理群的文章更吸引人。其实，我的文章与讲课，都是以青年为对象的。我的第一本学术专著《心灵的探寻》，扉页上就写着一行字：“本书献给致力于中国人和中国社会改造的青年人。”差别仅在于写书时，青年是预设读者；讲课时就直接面对青年人，自然更容易激发热情，也就更动人了。
青年不仅是我的学术研究与教学的对象，更是参与者。很多熟悉我的学生与朋友都知道，我的写作是开放式的：我每有一个新的写作计划与构想，就喜欢和年轻人交流。每一个来访者，一坐下来，我就滔滔不绝地谈我的这些新想法——顺便说一点，我和任何人的谈话，谈的都是精神性的话题，在这个意义上，我更是一个精神的存在，这构成了一个特色，但也是一种片面性。和青年人的无拘无束的交谈，其实也是对我的思考的一个整理与提升过程，而年轻人也总会对我的设想提出种种问题与意见，这也就深化了我的思考，他们也在无意中参与了我的思想与学术的创造。这样一次又一次地与来访者交谈，我的思考也就越来越成形，这才着手写成讲稿。这又是一个更为系统、自觉的交流，通过课堂讨论与课后作业，学生就更有深度地参与了我的学术研究。最后根据讲稿整理成书时，我总是大量地引述学生的观点，有人在看我的第一部学术著作《心灵的探寻》时，就发现我很少引用学术名家、大家的论述，却不断引述学生作业里的一些创见。我始终认为年轻人（包括本科学生）对于文学常有新鲜的感悟，尽管仅是思想的闪光，但却极具启发性；我把他们的零星发现引入自己的论证体系，就不但给我的著作增添活力，而且对他们的思考也是一种提升：这是真正的共同创造。这几乎成了我的研究方法与习惯，我的每一本学术著作都尽量吸收青年学者的研究成果，并郑重说明。我可以说时刻在关注学术的新发展，每一次发现学术新著、新人都兴奋不已，总是忍不住要引述他们的新创造，以引起学术界的注意，同时也使自己的思考与研究处于学术前沿。我希望自己的重要研究，都具有集大成的意义；当然，这都是建立在个人的独立研究基础上的，引用时的选择也是出于自己的眼光与判断，并且有所改造与发挥。
这样的两大特点——以青年人为对象，以及青年人对我的学术研究的参与，也决定了我的学术的叙述方式与语言风格。我因此自觉采用“演讲体”和“谈话风”的学术文体，追求表达的真诚、坦率，语言的畅达，情感的强度与生命的温度，力戒艰深与纠缠、晦涩。我始终期待自己的学术，能够走出学院，不局限于学术界，而能走向青年，走向普通读者。
青年对我的影响，当然不限于学术研究与教学，更是渗透到了我的生命本体。很多人都对我的身体与精神始终保持着某种青春活力感到惊奇，这或许和我的某些气质有关，但其中最重要的奥秘还在我始终保持着与青年的密切联系。特别是到了晚年，我已经不可能深入了解社会，就只能借助于青年志愿者这样的群体的帮助。我在一篇文章里回顾我们之间的交往历史时，这样写道：“我心里只存感恩之心，仿佛命运特意眷顾我，让我晚年能够接触到这么多的好人，青年朋友。他们都给了我无尽的生命力量。我这个‘老宅男’正是通过他们，才与现实世界、底层社会保持了某种程度的精神联系；也正是他们不断吹送来的新鲜的生命气息，让我不停地思考，保持了思想的活力。”这里提到了“感恩之心”，这是确实的；更准确地说，我与青年的交往，是一种双向的需要与支援，从不是单向的给予。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这是一个生命共同体，谁也离不开谁；但同时又保持着各自的独立性，谁也不依附于谁。这样的平等与互助，是我所向往的。
（本文是钱理群先生在其新作《二十六篇：和青年朋友谈心》中的代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