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不能开倒车
与会人士认为，全球经济发展不确定性增加，而一些逆全球化的思潮也有所抬头，但为了穿越这种不确定性，不能靠孤立主义和贸易战，根本之道仍在于加强合作，并继续推动市场开放，把增长的益处更为广泛地传播。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王一鸣副主任表示，全球正处在大调整、大变局之中。一方面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财富不断积累，全球贸易投资、人口流动从来没有达到今天的规模，另一方面，全球化带来了不同人员之间收入分布的差异。
他认为，在全球复苏处于重要关口的情况下，搞贸易保护主义，寻求自家安全的避风港，将使全球增加更大的不确定性。而顺应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克服全球化的负面效应，打造全球化的升级版，推动全球化向着更加包容、公平、活力、更加可持续的全球化方向发展，将开辟更加光明的未来。王一鸣说，中国在积极推动新一轮经济转型，将有效减缓世界经济不确定性。需求不足是全球经济低迷的重要因素，而需求潜力最大的市场在中国。中国正在由世界工厂变为世界市场，它会提高全球的市场需求。中国转向创新发展将深化全球价值链的分工，为全球延伸产业链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中国转向绿色发展，它的边际效应给全球绿色经济带来的贡献也是最大的。中国正在扩大对外投资，提供越来越多的公共产品。
美国前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指出，美国一直在努力地推动全球化和市场开放，但这个趋势在逆转，美国深层次中还存在着对全球化的疑虑，在民意上出现了非常深刻的分裂。他说，特朗普最新公布的政并不会扭转全球贸易发展的总趋势，但是需要关注的是这仅仅是一个小幅度的政策调整，还是预期着以后大规模的政策转型。美国如果脱离这种全球化的进程，风险很高，对中国尤其如此。她表示，中美两国都肩负责任，要保证世界市场的开放，而且也有责任建立一个互利共赢的双边关系。
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李扬则从另一个角度阐述了自己对“去全球化”现象的观察。他表示，通常说到“去全球化”，一是近年来全球贸易增长持续低于GDP增长，二是主要国家出现了贸易保护主义的政治家和言论。但是，也有一些相反的情况出现。有报告显示，全球2016年投资虽然总量在减少，但是增长排第一的就是要搞贸易保护主义的美国，增长排第二的就是刚刚脱欧的英国。另外，从2008年以来，全球税率其实是降低的，多哈回合谈判关于农产品的保护问题也获得了解决。“全球贸易投资的架构是支持全球化的。所以不要非常强调一定是‘去全球化’。”李扬说。
李扬还表示，只要把全球化动态和各国国内发展方式的调整联系起来看，就会发现事情并不像看起来那么简单。目前，全球都正在寻找新的方向。“大家在说的去全球化，如果从每个国家自己的情况看是在纠正过去大规模全球化过程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发展战略。各国实际上在重新寻找国内发展和全球发展的协调机制。”他说。他还强调，“市场经济就是全球化经济，市场经济的本质是全球化。”李扬说。
李扬说，过去的全球化是发达经济体引导的，主要特征是规则先行。而中国是未来全球化的主要动力之一，中国以“一带一路”战略为标志的全球化有五个特征：互利共赢、强化区域合作、基础设施先行、发展导向和包容发展。
商务部副部长钱克明在发言中表示，过去全球化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我们要做的不是另起炉灶，不是一成不变，而是要构建起新型的全球化。他还表示，中国不搞贸易保护主义，也坚决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反对贸易战，并要从六个方面努力，进一步提高新一轮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他说，一是扩大开放的领域。打造一个吸引外资的制度高地，不断扩大外资市场的准入，更好地促进对外投资健康规范的发展；二是增强开放的活力。就是增强以企业活力为中心，为企业松绑、鼓劲、助力和减负；三是提高开放的质量。实施优进优出的战略，加快培育外贸竞争的新优势，促进外贸从以前的长个子向骨骼长肌肉转变，而且坚持引资、引技和引智并举，提高对外投资的水平，提升我国在全球配置要素资源的能力；四是优化开放的布局，协同东中西部对外开放，逐步形成分工协作、互动发展的开放型经济新格局。支持东部地区发挥引领作用，率先实行转型升级，打造全球先进制造业的基地，提升服务业国际化水平。要鼓励内陆地区依托本地的优势，提高吸纳国际国内产业转移的能力，加快发展特色外向型产业，同时要推动沿边地区与比邻国家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加强产能合作，提高开放发展的水平；五是完善开放体制。要坚持创新驱动，在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复制推广自贸区实践经验等重点领域要取得突破，在开放型经济发展的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方面要实现新的跃升；六是推动共同开放。中国将继续坚持区域和多边双轮驱动，支持多边贸易体制主渠道的地位，加快自由贸易区的建设。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的治理。推动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发展，中国不是另起炉灶，也不会动谁的奶酪，而是要为全球治理做出增量贡献。
经济关系是中美两国最坚定“压舱石”
作为全球两大重要经济体，中美关系的走向对于全球政治经济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本次论坛上，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朱民和保尔森基金会主席、美国前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以“特朗普时代的中美关系”为主题进行了探讨。
目前，中美关系已经发展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中美建交近40年来，无论是世界经济，还是安全或者环境方面，中美两国的关系都极具战略意义和全球化影响。中美贸易规模由21世纪初的700亿美元攀升至去年的6000亿美元。在中国的出口对象中，美国居于首位，占中国出口总量的18%；在美国的出口对象中，中国则位列第三，占美国出口总量的10%。
从中美两国的贸易结构来看，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产品主要是机械（占出口总量51%）以及劳动密集、附加价值较低（如占出口总量33%的鞋服）的产品。美国对中国出口的产品则主要集中在初级产业部门，如农产品、天然矿石以及汽车和飞机这类先进制造业。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在出口方面的结构正在持续转变升级，如今出口产品的附加值越来越高。2000年至2016年，机械以及运输设备在中国出口总量所占比重已经从33%上升至47%，玩具等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重则从35%下滑至27%。
保尔森认为，中美关系依旧非常重要。保尔森指出，特朗普目前已经会晤了几个国家领导人，但是他跟中国领导人的会见是最重要的，因为这次会面将产生深远影响，影响到两个国家，也会影响到这两国在世界上的作为。保尔森说，中美两国依然有很多共同点，希望能够保持双边关系的稳定发展。他认为，中美两国都从双方6000多亿美元的经贸关系中获益。
保尔森认为，中美间的经济关系是两国关系最坚定的压舱石，特别是两国间的贸易和投资将促进双方经济关系的进一步紧密。他认为，中美两国都会关注反倾销、过剩产能，包括采用传统、非传统的制裁手段等。但是，还是有很多机会让中美两国能够进一步地关注经济开放和扩大进出口。同样，两国在投资领域也有很多的机会。
保尔森说，中国正日益融入全球供应链，这也给中国提供了很多对外投资的机会。对于中国企业来说，完全有机会并购美国的中小企业，从而能够取得市场准入。保尔森认为，总的来说，这是重新启动和审视中美关系的机会。美中关系与两三年前相比，更加困难和复杂，但也更加重要。“我们面临重大的挑战，但也要看到背后巨大的机遇，需要双方有技巧地处理中美关系。”他说。
他说，双方要积极探索新动能，找到一些有共同利益的领域，找到一些能够获得早期收获的机会，由此树立双方的信心。另外要跳出既定思维，保尔森认为，中美两国领导人都愿意用非常规的手段和工具来实现双方的目标，这样做可能会在某些问题上带来一些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