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在激进左翼与极端右翼的冲击下，一些主流政党被迫向两极靠拢。出于政党竞争的需要，主流政党在选举的压力下效仿激进极端政党的某些主张。最典型的例子是，由于极右翼政党对移民政策的严苛态度使其轻易赢得部分选票，于是，有些传统中左派政党为了讨好选民也开始在移民问题上右倾化。2013年，法国社会党政府驱逐罗姆女孩，引发巴黎及全国各地的移民少数族裔青少年的示威游行。总理瓦尔斯则对此表示：“我们应为我们所做的感到自豪，而不是感到抱歉”。强硬程度与上届中右翼政府并无二致。与此同时，中右的人民运动联盟党也在变得更右。2013年10月，人民运动联盟党主席科佩（Jean-Franois Copé）提出，法国移民政策应该变更，从法国大革命以来实行的属地原则改为血统原则。这一提议实际上是极右翼政党20多年来一直主张的。在2017年的总统选举中，主流右翼候选人的政策保守化趋势日渐突显。争夺总统宝座最具竞争力的法国右翼共和党候选人弗朗索瓦·菲永，不仅在经济上采取撒切尔式的新自由主义路线，而且在国家建构和移民融合问题上采取了与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相似的政策主张，对移民与伊斯兰持强硬立场；菲永在电视辩论中公开称法国“并非一个多元文化国家”，那些来到法国的外国人必须尊重法国的社会风俗。在对欧问题上，菲永虽主张留在欧盟，但强调前提是能够维护法国的利益，在对外政策上趋于保护主义。
2016年12月，德国基督民主联盟再度选出安吉拉·默克尔为主席参加2017年总理竞选。默克尔一改之前在移民问题上接纳、包容、开放的态度，在党代会上表示德国应禁止罩袍，德国法律优于伊斯兰法，2015年难民潮不应也不会再重演，等等。值得警惕的是，欧洲的这种极端社会情绪正在酝酿产生新的基层极端政治组织。例如，在2016年3月和9月，德国执政党基民盟和社民党在联邦议会选举和柏林地方选举中遭重挫，相反，两次选举中均看到极右翼政党“德国另类选择党”的崛起，该党在9月选举后首度进入柏林市议会，甚至还获得德国16个联邦州中的10个州的议会议席。同时，在“佩吉达运动”中，有不少极右翼党派“德国国家民主党”的成员，这些成员试图通过排斥穆斯林等方式来获得极端保守主义者以及新纳粹分子的政治支持，为其在将来的德国议会选举中积累更多的政治能量和筹码。
2015年5月英国大选，主张脱离欧盟、限制移民的独立党首次取得国会议席，成为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中的中坚力量。英国前首相卡梅隆政府之所以以自己的政治生命做赌注举行脱欧公投，主要压力是来自英国独立党崛起的选举竞争。脱欧公投后的英国保守党新领导人特蕾莎·梅则完全接过民粹主义的大棒，不仅在移民问题态度强硬，而且还禁止非英国公民参与英国脱欧问题的讨论和设计。与此同时，自从工党下野以后,党内精英与草根的矛盾也日渐突显，草根代表杰里米·科尔宾凭借普通阶层的支持，以绝对优势当选工党党魁，党内政策急剧左倾。科尔宾被称为工党内“坚定的社会主义者”，他反对布莱尔时期第三条道路，主张把重要的垄断行业和公共服务领域重新国有化。英国脱欧公投后，科尔宾的党内权威面临空前挑战，但他仍凭借“草根”优势连任党魁，挫败党内精英“政变”，继续执行激进的左翼政策。不仅如此，具有地方主义色彩的苏格兰民族党在经历苏格兰独立公投及脱欧公投后力量大增，其政策比工党和自由民主党更左倾，更激进。
总之，面对激进左翼与极端右翼政党的夹击，主流政党已陷入困境，为赢得选举，被迫在不同程度上内化和吸收反建制政治力量得以获得选票的主张和政策。因此，在可见的将来，整个欧洲政治的趋势将继续呈现出民粹化的局面，主流政党推进欧盟一体化的动力将有所减弱。2017年，法国和德国迎来大选，有可能成为法国总统的菲永和德国总理的默克尔虽然不会挑战欧盟的整体性，依旧主张留在欧盟，但在反欧主义兴起的压力下，会更强调国家利益优先。欧盟成员国的非主流激进或极端政党力量的上升及民意的民粹化将进一步冲击欧盟作为超国家政治经济组织所拥有的权力和作为后民族共同体所构建的价值观念。激进或极端政党反对欧盟对民族国家事务的管控权和决定权，激进左翼主要反对欧盟在货币和财政紧缩问题上的政策，极端右翼主要反对欧盟在移民问题上的边境开放、难民安置等安排。同时，面对国内的移民少数族裔尤其是穆斯林移民，极端右翼的主张也较多反伊斯兰和排外主义的色彩；这些主张与欧盟的人员自由流动、尊重并促进文化多样性的价值理念背道而驰。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欧洲政治与社会的激进化与极端化方兴未艾，会极大冲击欧盟作为超国家共同体的政治权力和价值理念，削弱欧盟建构共同体的意识形态基础。
欧洲政治与社会的极化现象具有错综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原因。从历史上，全球化、欧洲一体化一直鼓励的文化多元化推动了欧洲经济与社会的成功发展，但长期以来也累积了一些负面问题。全球化强调人员、劳动力及资本的自由流动，有利于各民族之间交往、沟通和融合，但它也同时打破了过去各民族地区分散、孤立的状态，加大了民族矛盾暴露与激化的机率，拉大了经济发展不平衡和贫富差距，削弱社会团结一致的基础，创造了反对民主原则本身的身份认同、价值和欲望等，对政府的正常运行和社会凝聚提出了巨大的挑战。从现实看，伴随着欧洲债务主权危机及大规模的中东和北非难民潮的涌入，欧洲内部各种政治与社会情绪发酵。国家债务危机与欧盟开出的财政紧缩条件加重了成员国与欧盟之间的紧张关系，而欧盟与成员国之间就缓解欧债危机和难民危机的拉锯战进一步凸显了欧盟“民主赤字”的问题。欧洲民众在颓丧感的作用下，对当前的执政党和欧盟高度市场化产生强烈不满，持激进左翼思想的民众通过游行示威以及支持激进政党来干预政府的政策制定，由此催生出南欧诸国的左翼民粹主义及激进左翼情绪。经济下滑在福利、就业、安全等方面的影响，以及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的壮大，加剧了欧洲中下层民众对穆斯林难民的排斥和对国内融入困难的移民的歧视，国家民族主义者急于打破“政治正确”，不满于当下的建制，由此催生出右翼民粹主义。这样，主流政党不时地处于左右夹击之中，在社会氛围整体趋于保守或右倾的趋势下，更多的主流政党政策右倾化更趋明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