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依据与数据的选取
为客观分析和比较地市治理能力，应选取兼具代表性和可得性的数据指标，并通过定量分析，准确、科学地测量地市治理能力所涉及的各个指标。为实现这一目的，我们需要吸收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和相关理论，更需要充分考虑当前我国地市一级区域内经济社会所处的实际发展阶段。
在构建治理能力测评理论模式过程中，我们主要遵循了全面性、系统性、敏感性、可比性、可操作性和动态性六个基本原则。以选用最适宜的指标来客观评价治理能力为导向，以我国地市一级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和经济社会发展实际为前提，以“善治”理念为指导，在借鉴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福利经济学、现代财政学和公共选择经济学基本理论基础上，搭建了保障能力、调控能力、财政能力、参与能力四个一级指标及养老保险参保率、人均财政收入、财政收入增长能力等衡量四个一级指标的共七个二级指标构成的评价指标体系。同时，在指标数据选取方面，充分建立在数据的可得性基础之上，具体选择的指标数据说明如下。
保障能力
社会保障被视为人类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福利经济学理论认为，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不仅能够使人们在年老、生病、失业、工伤、生育等特殊时期得到应有的扶持和帮助，而且能够大大降低人们对于未来的不确定性预期，使人们的消费、投资（包括人力资本投资）等经济社会行为更加理性、更具有可持续性。为保证各省市统计口径一致，并结合数据可得性，我们选择了以各地市的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在城镇人口数中占比）、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在城镇人口数中占比）、失业保险覆盖率（失业保险参保人数在城镇人口数中占比）来综合反映各地市的保障能力。
调控能力
作为宏观经济学四大要素之一的宏观调控，被视为政府部门成为国家和社会重要治理主体的工具之一。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央开始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不仅打击了以索罗斯为首的国际投机者试图“炒作”中国的野心，同时也有效地避免了大规模经济衰退在国内的出现。2008年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来势汹汹，在国际市场需求大幅萎缩、全球经济持续低迷的情况下，中央通过制定和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全面拉动内需，使得中国的经济实现了V形反转。这充分体现了中国政府部门具备良好的宏观调控能力的重要性。尤其需要指出，由全能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是以“善治”为核心的治理理论的重要理念之一，也是当前政府职能转型的核心和重点。在这一转型过程中，作为间接干预经济社会工具的宏观调控，其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较之前也更为突显。当然，一般来说，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政府实施调控时所采取的两个主要工具，而诸如物价水平、经济增速乃至增长水平等，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政府调控的结果。进一步而言，从这两个主要的政策工具来看，因利率调整多是基于全国层面的，所以货币政策，更多时候为中央层面所采取。在省、市、县等地方层面，政府部门主要还是通过实施财政政策来“干预”经济社会的运行。也正因此，在调整后的中国地方治理能力评价体系中，我们选择以各地市的人均财政收入水平，来衡量各地市的调控能力。
财政能力
不断提高政府部门的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是实现以“善治”为核心的国家和社会治理的关键因素之一。已有的研究成果表明，政府部门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和水平的高低，主要取决其自身所具有的财政能力。一般来说，衡量政府部门财政能力高低，有两个最为核心的因素必须予以考虑：一是财政收入的增长能力；二是财政收支平衡能力。自分税制改革以后，中央和地方的财权关系逐渐厘清，在这种背景下，地方政府部门的日常财政收支，更主要地依靠本级政府部门自行解决。为此，我们选择了以各地市的财政收入增长能力、财政收支平衡能力来予以综合反映，并进一步选择以各地市的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年度增长率和公共财政预算收支年度平衡率来分别代表上述两个指标。需要说明的是，财政收支平衡能力是逆向指标，即其数值越大，反映的财政收支平衡能力越低。关于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年度增长率和公共财政预算收支年度平衡率的计算公式，分别如下：
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年度增长率=(本年公共财政预算收入-上年公共财政预算收入)/上年公共财政预算收入×100%
公共财政预算收支年度平衡率=|本年公共财政预算收入-本年公共财政预算支出|/本年公共财政预算收入×100%
参与能力
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之一、公共选择学派代表人物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教授在对传统集体行动理论进行批判的基础上，集中探讨了一群相互依赖的个体如何自发地组织起来进行自主治理，并且成功地克服了“集体行动的困境”。自此以后，公共物品和服务的供给、公共事务的管理必须依靠政府部门才会更有效率这一传统论断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个案和事实所打破，群众参与、群众自治的重要性也逐渐在社会各个领域得到了应有的重视。同时，以“善治”为核心的治理理论之所以能够最初形成，也与群众参与治理的重要性逐渐在学术界得到应有的重视有着莫大的关系。结合曼库尔•奥尔森教授对“集体行动”和“集团”所下的定义，并以集中突出和强调关于治理的“能力”为导向，以数据可得性为参考，我们选择以各地市的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为便于论述，简称“公共部门”）从业人数在年末单位从业人数中的占比来反映各地市的参与能力。
指标权重的设定方法与结果
在权重系数调节的具体操作上，我们采取有事先提示的专家调研法，即邀请社会保障、宏观经济、财政学、公共管理四个领域的专家学者各8名，以及16名在重要岗位上任职的地市级地区党政干部，让他们分别给各指标打分，并且明确告知他们要更多地考虑以“善治”为核心的治理理念及中原城市群各地市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指标权重的计分方法是：我们列出待赋权重的指标，要求他们对同一层级的指标进行两两比较（如果专家认为甲指标比乙指标重要，那么就给甲指标计1分，乙指标不计分）。在这一过程中，一个指标“打败”其它指标的次数越多，所得的分数就越高。当然，这样的打分工作是在一、二级指标层面同时展开（在开展下一轮打分工作前，我们都将每个指标在上一轮打分中所得的平均得分告知打分者，以供其参考）。将这样的打分工作进行五轮后，我们将各指标在每轮中的得分相加，再进行相应调整，就得到了各指标的权重系数（见图1）。
数据的标准化处理
为了增强测评结果的科学性和可比性，在对指标数据的选择和设定过程中，我们采用了此前测评研究中连续应用过的具有单调性和凸性特征的指数功效函数，对七个二级指标数据分别进行了无量纲化和标准化处理。该功效函数的具体形式如下：
该功效函数中，d是量化后的得分，我们将其区间控制在了60-100之间，x是观测值，也就是各指标数据的实际统计值，xh是满意值，xs是不允许值。一般来说，对于正向指标（数值越高，反映其“能力”越强），满意值取指标数据中的最大值，不允许值取其最小值；而对于逆向指标（数值越高，反映了“能力”越差），满意值则取指标数据中的最小值，不允许值取其最大值。经过功效函数的转换之后，就可将各地市的指标数值全部转换为60-100之间的得分。因此，在我们构建的中国地方治理能力评价体系中，财政收支平衡能力的观测值越大，得分越低；其他六个二级指标则相反，观测值越大，得分越高。
有必要指出的是，依据该功效函数所得出的结果是相对结果，前述七个二级指标数据的最小值和最大值会影响各地市治理能力的得分。也就是说，如果改变参与测评的地市样本量，可能会导致数据指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发生变化，各地市治理能力的最终得分也会发生变化。但是，这并不会对各地市之间治理能力的排名顺序产生影响，也就是原有各地市治理能力的先后排序将保持不变。
测评结果及各地市今后提升治理能力的重点路径
结合各二级指标得分及其权重，我们分别计算了30地市保障能力、调控能力、财政能力、参与能力四个分项治理能力得分，并依据四个分项治理能力得分由高到低分别对30地市进行了排名；再结合四个一级指标的权重，我们进一步计算了30地市治理能力的总得分，并依据总得分由高到低对30地市进行了排名。通过对各地市各级指标得分及排名进行比较，分析了各地市在治理能力建设方面的突出亮点，找出其中存在的问题，进而根据各地市存在的具体问题，提出今后进一步提升其治理能力的对策建议。
郑州：治理能力综合得分在30地市中排名第1，人均GDP水平排名第1，属于治理能力和人均GDP水平“双高”且无位差的典型地市。比较分析结果显示，这主要得益于该市具有排名较高的保障能力、调控能力和财政能力（分别位列第2、第1、第2）。但比较分析结果还显示，该市的参与能力排名靠后（位列第28）。为此，对于郑州市，继续发展有利于群众参与治理活动的各类组织和机构，是其今后进一步提升治理能力的重点。
洛阳：治理能力综合得分在30地市中排名第2，人均GDP水平排名第5，属于治理能力与人均GDP水平排名均靠前的地市。比较分析结果显示，这主要得益于该市具有排名较高的保障能力、调控能力（分别位列第5、第6），具有排名中等和中上的财政能力、参与能力（位列第14、第10）。通过进一步分析财政能力下的两个二级指标，我们发现，该市的财政收入增长能力排名处于偏低水平（位列第20）。为此，对于洛阳市，通过加快发展产业、完善各种税收政策和调整就业结构等来提高财政收入增长水平，是其今后进一步提升治理能力的重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