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全球化进程在2016年出现了明显转折，其根本原因在于这一波全球化已导致全球层面严重的经济与贫富分化，政治极化与社会多元化，并由此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一股强大的反全球化浪潮；直接导致了各国内部矛盾尖锐且难以调和，民众参与政治的热情空前及对不平等、不公正全球化的强力反弹，国家领导人的领导力面临空前挑战，全球局势动荡加剧。全球化进入深度调整或自我修复阶段，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开始复兴，世界在寻找新的方向。
【关键词】反全球化 政治极化 贫富分化 特朗普现象 文化多元主义
【中图分类号】D07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7.03.002
2016年是全球化逆转的元年吗？对此，学者已有广泛的讨论，但伴随着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及意大利修宪公投失败，全球贸易已连续5年低于各国GDP增速等一系列标志性“黑天鹅事件”的出现，全球化进程在2016年无疑已明显出现了转折。
通常认为，全球化经历了三个波次或四个阶段。从地理大发现开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第一波全球化浪潮；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是全球化空前曲折及调整时期，一战爆发和1930年代国际金本位制崩溃，全球化开始了第一次逆转过程；二战后是分裂及平行推进的第二波全球化时期；冷战后则是全球化深入、全球拓展的第三波，全球化时代的真正到来。总体上看，近500年以来，全球化尽管有重大挫折，但依然不断深化向前。
问题在于，2016年是不是这一波全球化的顶点，未来走势及影响如何，我们需要一个更清晰的判断。应该说，这一波全球化已导致全球层面严重的经济与贫富分化，政治极化与社会多元化，并由此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一股强大的反全球化潮流。
全球化负面效应一：发展的不平衡与贫富分化
全球化是全球市场形成过程，是商品和资本市场不断融合的过程。全球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形成，又进一步加快了资本、商品、资源、生产、技术及信息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自由流动，国家间联系和相互作用加强，从而极大地推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与此同时，全球化也导致了地区间、国家间及国家内部的发展不平衡。
从地区间发展看，全球经济、贸易和增长重心正从大西洋转向太平洋。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东亚地区的经济增长率一直在世界领先，在全球的经济地位迅速上升。除了东亚是“世界新的经济增长中心”，亚太地区总体保持了较好发展势头，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更加突出，人们开始感受到来自太平洋的经济挑战。法国凯捷集团（Capgemini）发布的《2016年全球财富报告》数据显示，亚太和北美早已是财富产生的主要区域，2015年亚太地区的高净值人群财富规模首度超越美国，成为高净值人群（HNWI）财富规模总和最高、增长速度最快的地区。①
从国家间的发展看，全球经济重心转移到了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数据显示，21世纪头十年，新兴经济体平均经济增长率超过6%，金砖国家整体平均增长率超过8%，远高于发达国家经济2.6%的平均增长率和4.1%左右的全球经济平均增长率。②过去几年里，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占世界总人口的85%，全球GDP的约60%。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这些国家成为全球活力的来源，贡献了全球增长的80%，新兴市场国家已呈现出整体崛起的态势。③
但是，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经济增长仍然存在严重的脆弱性。这种脆弱性源于大多数新兴经济体的增长仍然高度依赖于初级产品部门，是2002年以来的这一轮初级产品“超级周期”推动了它们近10年来的经济增长。而普遍高度依赖于资本流入和信贷膨胀，换言之即债务膨胀，也给他们埋下了经济逆转、倒退的隐患。④实际上，南北发展依然存在日益严重的不平衡。发达国家凭借其在资本、技术、信息等方面的垄断优势，凭借其掌握的世界政治经济组织的各种制度安排，通过国际间产品、技术、资金、劳动力、信息的不平等交换及剩余价值的转移，从而在世界性的生产与交换活动中获取超额利润，使由来已久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南北发展差距和贫富悬殊愈来愈大。
再从国家内部看，世界范围的财富流动进一步加剧了各国国内的贫富悬殊与两极分化。二战后，受新技术革命推进的影响，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所谓的“黄金时期”，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甚至一度有日益“中产阶级化”之说。20世纪80、90年代以来，随着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贫富两极分化趋势进一步加强，全球中产阶级规模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萎缩趋势，人们开始探讨起“中产阶级危机”问题。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0年人类发展报告》研究发现，在过去20年，110个国家中竟有65个国家（大约占60%）出现了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份额下降，一些大国，特别明显的是印度和美国，在1990～2008年间大幅下滑了5个百分点，以至于带动世界平均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了2个百分点。⑤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产阶级不断攀升的失业率以及沉重的债务负担，使全球中产阶级正在面临坍塌的危机，西方国家出现了“集体向下沉沦”的局面。⑥
曾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布兰科·米拉诺维奇（Branko Milanovic）以研究不平等问题见长，也得出了类似结论。在2016年的新书《全球不平等：全球化时代的一种新方式》中，他绘制出1988～2011年间全球收入的分布图。由于形似大象，又被热议者取名为“大象曲线”。（见图1）该曲线清晰地表现了全球收入增长的三个关键点：A点代表处于全球中位收入（50百分位）附近的人群，增长最快；B点代表80～85百分位的人群，其真实收入增长乏力；C点代表全球最富1%的精英的收入增长。曲线显著下降部分是在收入分配第75到第85百分位之间的家庭——高收入国家的中低、中产阶级，遭遇了二十余年来实际收入停滞不前的困境，因此成为这一轮全球化以来的最大输家及满腹牢骚者。他们就是特朗普现象、英国脱欧背后的愤怒力量。
2015年初，全球援助与发展组织乐施会（Oxfam）发布报告称，全球不平等的程度令人震惊，不平等加剧的问题正在成为全球主要议题。最富有的1%的人口占全球财富的比重从2009年的44%增长至2014年的48%，到2016年将增至50%以上。⑦瑞信银行（Credit Suisse）发布的《2016年全球财富报告》指出，2016年，全球成年人所拥有的平均财富是五万多美元，但这个平均值绝大部分是那些富人贡献的，世界上接近一半的成年人只有两千多美元的财富，最贫穷的20%只有两百多美元的财富。全球最穷的一半成年人口（bottom half）拥有的财富还不到全球财富的1%。与此同时，全球最富的10%人口占据了全球接近89%的财富，而全球前1%的富豪所拥有的财富超过了全球总财富的一半，达到了50.8%。⑧更严峻的是，世界银行2016年10月2日发布的报告指出，全球仍有7.67亿人生活在极度贫困之中，每天仅靠不到1.9美元维持生活。该报告警告称，若不能更妥善分配成长，就会遗弃经济底层人口。⑨财富分配不平衡仍然是最主要的问题，尤其在金融危机之后，这种不平衡进一步加剧。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资本主义剥削的国际化，除了地区之间的竞争，发达与不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与对立，也使原来国内的阶级矛盾，演变为全球资产阶级与全球无产阶级及劳动者之间的矛盾与对立，世界性的生产关系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未必导致一战、二战那样全球规模的世界大战，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这一波反全球化浪潮的冲击势必产生众多“失败国家”。而政治极化、政治溃败又加剧这一趋势。
全球化负面效应二：政治极化
西方发达国家民主政治，经过数个世纪的发展，本已走向日趋成熟。虽然党争绵延不绝，但在大多数议题上均存在共识，所以承平年代斗而不破，大难临头则共渡时艰。而随着全球化加速发展，现代社会利益的高度分化，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的出现，以政党政治为基础的民主制开始运作不良，传统政党政治已陷入政治僵局，各国国内政治力量出现错综复杂的整合和重组。为此，选民将大量选票投给更为激进的左翼和右翼，以表达对传统政党的失望甚至愤怒的情绪。正因为传统政党已难有所作为，美欧同时兴起一股强劲的反主流、反建制的潮流，政治黑天鹅事件频发。
刚刚过去的2016年，欧洲右转不断。难民危机加剧欧洲国家忧虑，多国关闭接收大门；法国、德国等频遭恐袭，民众神经紧绷；对欧盟持怀疑态度的力量引领英国投票脱欧，首相卡梅伦辞职；法国极右翼政党雄心勃勃争取权力，总统奥朗德因支持率低放弃寻求连任；意大利宪法公投失败，总理马泰奥·伦齐（Matteo Renzi）辞职。鉴于意大利总理下台，意大利选举可能提前举行。因此，2017年将是欧盟三个重要成员国——法国、德国、荷兰大选之年。民意调查显示，法国前总理、中右翼政党共和党领导人菲永（Francois Fillon）将轻松击败反移民和“反欧”的“国民阵线”领导人勒庞（lePen），然而“国民阵线”的支持率戏剧性的不断攀升并不能对此加以否认。现在的“国民阵线”已从几年前仅为18%的支持率，很有可能将一跃而成为法国第一大党（或第二大党）。在德国，由女主席佩特里（Frauke PETRY）所领导的新兴政党德国选择党（AfD）异军突起，将完全有希望成为进军德国联邦议会的第一个极右政党。自26年前德国重新统一以来，默克尔形容这次大选将是最为艰难的一次。在荷兰，当前以及近几个月以来，反伊斯兰教、反移民、主张脱欧公投的威尔德斯（Geert Wilders）及其领导的荷兰自由党（PVV）在民调中一直处于两位数领先，今年3月15日开始的荷兰议会选举将面临着一场势必胜利的史诗级战役。在意大利，伦齐2014年击败五星运动党登上意大利总理宝座；但五星运动党在2015年夏季的当地民意调查中高调复出，甚至还一举将罗马和都灵市长职位收入囊中。不可否认的是，自7年前成立以来，反政府的五星运动党的支持率呈现明显上升趋势。“五星运动”领袖、前喜剧明星贝普·格里罗（Beppe Grillo）此前放言，若在下届国会大选中获胜，便会推动意大利脱离欧元区的公投。
在疑欧主义的极右势力趁势崛起的情况下，仍可能出现“黑天鹅”乱飞，甚至“多米诺骨牌”效应，令欧盟前景陷入更大不确定性。无论疑欧、极右政党是否能上台掌权，多个欧洲国家执政的核心都已开始动摇，并已严重冲击了欧洲政治版图和欧盟一体化进程。
在美国，自从上世纪70年代之后，极化程度就一路走高，尤其是在90年代之后，极化程度比起历史上其他时期都有过之而无不及。以美国参众两院为例。在上世纪70年代末，众议院尚有30%的中间温和派，而到了21世纪初则下降到8%，与此同时立场强硬的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则从27%上升到57%。⑩参议院中间温和派则从41%下降到5%。⑪而且，国会两院的所谓“按党派投票”（party voting）的比例也都在上升。众议院从20世纪70年代的36%上升到90年代的54%，参议院则从42%上升到57%。⑫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在医疗保健、社会保障、税率、财政赤字、外交政策等方面本有因历史因素形成的分歧，但在极化背景下，两党内部越来越同质化，同时两者之间越来越异质化，两党温和派越来越少，交集越来越小，这种政治极化趋势在近些年愈演愈烈。⑬
再以奥巴马政府为例，奥巴马总统在上任之初的《刺激经济法案》在众院没有获得一名共和党议员的支持，在参院也仅仅获得三名共和党议员的支持，共和党议员使尽浑身解数扼杀奥巴马的经济刺激还是救助银行；其更具争议性的健保改革法案——《患者保护与平价医疗法案》更是在国会两院遭到了所有共和党人的反对，进而共和党人不惜以政府关门为代价来阻挠奥巴马医改法案的实施。自奥巴马的医保法案生效后，废除奥巴马医保法案成为共和党矢志不渝的政治诉求，国会里的共和党人已先后50余次试图废除或破坏医保法案。⑭面对政治僵局，奥巴马在第二任期不得不采用总统行政命令规避国会审议的方式，兑现在控枪、移民政策改革、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推进清洁能源计划等议题上的承诺。2013年1月16日，奥巴马总统曾签署附有23个条款的控枪行政命令（executive order），被称为是近20年来最全面、最彻底、最严格的控枪方案。此后由民主党参议员主导了一项“美国控枪法案”，但在当年4月17日的参院投票中以54票支持、46票反对，未获通过提案所需的60张最低票数而夭折。即便2016年6月12日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夜总会惨烈的枪击案，两党也难有共识。共和党人认为是恐怖袭击，政府的国土安全政策有问题，民主党人则认为属国内枪支暴力犯罪，应加强枪支监管。同样，2014年11月，奥巴马又绕过国会通过总统行政令调整移民政策，使多达500万人免受驱逐，但遭到众议院共和党及得克萨斯州牵头26个亲共和党州联合控诉奥巴马移民改革违宪，美国最高法院2016年6月23日以4:4的表决结果让该奥巴马的移民改革无功而返。
在大法官提名上，最高法院大法官安东宁·斯卡利亚（Antonin G. Scalia）2016年2月13日因心梗在睡梦中辞世。一小时后，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共和党的麦康奈尔就声明这一空缺应该由新总统明年上任后再填补；几乎同时，民主党总统奥巴马即态度坚决、针锋相对地表示将尽快提名新的大法官人选。3月16日正式提名哥伦比亚特区上诉法院大法官梅里克·加兰德（Merrick B. Garland），但共和党参议员们一直拒绝为提名召开候选听证会。
另外，在对外政策方面，美国两党“一致对外”的时代正迅速消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不顾奥巴马总统反对到美国国会演讲，奥巴马政府一改以往在定居点问题上动用否决权庇护以色列的做法，2016年12月23日投弃权票放行安理会敦促以色列停止一切定居点活动的决议，重申以在巴被占领土上的定居点活动“违反国际法”。共和党主导的美国国会拒绝给奥巴马政府“快车道”（fast track）谈判授权，拒绝批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使作为奥巴马重返亚太的核心经济政策或标志性举措受挫；在美俄关系方面，特朗普数次赞扬俄总统普京，而奥巴马在制裁俄罗斯的同时，还于去年12月29日以俄罗斯通过网络手段干预美国总统选举为由，宣布驱逐35名俄外交人员。
美国国内社会运动及2016年大选也是观察美国政治极化的重要窗口。2009年的茶党运动（Tea PartyMovement）反对奥巴马政府的经济刺激计划和医疗改革方案，主张政府要缩小规模、缩减开支、降低税收、弱化监管，和历史上的其他右翼运动一样，主张反对“大政府”。茶党对奥巴马政府的抵制使共和党在其执政两年后控制了众议院，在2014年又成功夺回8年前失去的参院。2011年的“占领华尔街”（Occupy Wall Street）的意图是反对美国政治的权钱交易、两党政争以及社会不公正，则主张限制垄断、保障民权，继承了历史上左翼反对“大公司”的传统。“占领华尔街”运动使得民主社会倾向的桑德斯在民主党内崛起，并直接对民主党党内建制派的当家人克林顿·希拉里的党内提名构成了直接挑战。
再看2016年的大选，特朗普、桑德斯等反主流、反建制派候选人的强势崛起更是美国政治极化所致。自负且不时说出种种政治不正确言论的特朗普以及并不符合美国政治传统的社会主义者桑德斯之所以能够吸引大批选民，源于选民对传统政治精英（建制派）的失望与不信任。政治极化及其导致的激烈党争、立法僵局和肮脏政治等负面现象，让不少选民对主流政治的失望、厌恶和愤怒转化为民众对非传统政治人物或是“反建制派”的强烈期待。随着2009年开始的两场社会运动和2016年大选中左右非建制力量的崛起，公众的政治意识被唤醒，因此带来的社会右倾、左倾趋势短期内必然加剧美国政治极化。⑮应该说，传统政治精英无法形成共识并取得政治突破，更激进或反建制的代表人物上台就成为必然。
在一个利益高度分化，社会撕裂与政治极化的美国，再与其分权制衡体制结合，最终导致福山所说的相互“否决政治”（vetocracy），政治僵局，甚至是政治衰败也难免会出现。福山认为：“政党没有激励，不愿切断来自利益集团的财路；利益集团也不愿看到金钱买不到影响的新体制。”⑯而前面提到的经济学家米拉诺维科则认为，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的历史中，“发达国家的顶层阶级不断累积越来越多的收益，一直使得他们与他们自己的同胞在社会层面和精神层面分离开来”。西方世界中全球化的“输家”，尤其是在美国，几乎没有发言权，因为富人，即在图1中收入增长的前5%的人，已开始掌握了政治的进程。他们运用政治权力使得全球化延续时，却掏空了国家民主，并使得许多国家更接近成为富豪统治集团。因此，选择处于两者之间，要么富豪统治集团和全球化——要么民粹主义和停止全球化！⑰
全球化负面效应三：文化多元
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为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交融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各个国家和民族之间在“地球村”的交往更加广泛、更加频繁，经济全球化是加快文化交流和交融的强大动力，也为多样、多元文化的碰撞、冲突提供了机会。因此，全球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不仅仅限于经济、政治领域，也涉及到文化领域。
而且，全球化带来不断增长的信息、资本、全球性“贸易”商品和服务、价值观和规范等的跨国流动的同时，一个最显著、最重要的后果是“可流动”的人口越来越多，人口流动规模空前。据世界卫生组织报告，截至2015年底，估计有超过2.44亿名国际移民，约占世界人口的3.5%，比2000年增加了7700万人，增幅达41%。其中48%是妇女移民。同时，由于局势不稳和冲突，截至2015年底，全世界估计共有2100多万难民和300多万寻求庇护者，另有7.63亿国内移民（约占世界人口的11%），其中有4000多万人是国内流离失所者，全世界流离失所问题也达到几十年来最严重程度。⑱不断加剧的移民潮、难民潮也成为“全球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全球化及移民潮所引发文化、宗教、价值及认同的多元，由此产生的文化融合与冲突问题已引起相当广泛的关注与讨论。
“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是西方世界一种政治正确的主流观念和政策，但随着西方本土不断遭遇移民多元文化的强烈挑战，“多元文化”的权威性已开始动摇。塞缪尔·亨廷顿认为，美国人身份/特性的中心标志是一代又一代的美国人致力于发扬盎格鲁—新教文化以及开国前辈们所树立“美国信念”（American Creed）。但到20世纪后期，美国人的核心因素遇到了诸多方面的挑战：苏联解体，美国已是国无外敌，美国社会团结削弱，国民身份的重要性下降了，而精英人士日益强调其世界主义的和跨国的身份/特性；来自拉丁美洲和亚洲的移民新浪潮，西班牙语有形成美国第二语言之势，美国社会中出现了拉美裔化的倾向；美国学术界和政界流行的多文化主义和多样性理论的影响；一些群体强调立足于人种和民族属性及性别的身份/特性，移民社群及其原籍国政府也会对美国社会施加影响。亨廷顿由此认为，美国若不能重新振作国民身份和国家特性意识，确立国家的目标感，以及国民共有的文化价值观，美利坚合众国也难免会遭受斯巴达、罗马等国家灭亡的命运。
比亨廷顿更激进的是美国畅销书作家马克·斯坦恩（Mark Steyn），他在《美国独行：西方世界的末日》一书中尖锐指出：眼下最当紧的关键问题在于，并非是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而是西方世界的终结。西方国家人口规模的减少。欧盟内“西方”妇女的生育率只有1.4，美国2.1的生育率也不过是维持人口稳定所需要的生育率，而同样住在欧盟国家的穆斯林妇女的生育率是3.5。⑲1970年，发达国家人口占全球人口的比例是伊斯兰世界的两倍：30%对15%；到了2000年，两者已然平分秋色，各占20%的份额。再到了21世纪中期，小而又小的也门也将在人口数量上超越地广人稀的俄罗斯。伊斯兰人口有将伊斯兰世界融为一体的雄心壮志，由此形成了中东、南亚及其他地区穆斯林族群的首要而核心的身份认同。西方穆斯林那横跨世界的伊斯兰身份认同正在取代旧式的民族主义思潮，并成为诸多全球性问题的首要诱因。伊斯兰力量已使欧洲脆弱不堪，无力抵抗自身逐步“伊斯兰化”的变异趋势，同时也给美国、加拿大等西方国家的未来命运敲响了警钟。
全球化主要是美国化（Americanization），是世界“麦当劳化”（McDonaldization），是“可口可乐”殖民化（Coca-colonization），是西方的理念、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向世界输出与普及，而苏东剧变、苏联解体又进而强化了西方人对自由主义傲慢与自信。从这角度来说，全球化使得文化多样性面临严重威胁，加剧了不同文化间的紧张。
同时，全球化引发的认同危机给民族国家带来了巨大挑战。全球化导致国家认同在民族国家内部出现纵向的转移和横向的分散。纵向上就是向上为全球性超国家共同体的认同，向下是个体意识的觉醒、区域认同和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分离。横向上主要表现为认同向社会组织和社群的转移。全球化造成国家权力开始分层化和中空化，国家在权力体系中的中心地位受到一定程度的动摇。⑳
国家认同在横向层面的分散又进而引发的公民身份的多重化。公民在身份内容上、身份结构上的角色困难，使公民难以确认自己所属的单一共同体并对之心怀归属感。而不同文化间在基本价值、历史、习俗、心理等方面的异质性，使彼此冲突在所难免，而文化冲突又反过来强化、激发了各个文化共同体内民族认同的构建。【21】这又引发两种后果：对多元文化国家来说，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疏离与排斥，导致国内族群冲突、分离运动，极端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死灰复燃；而对非西方国家或西方国家边缘群体，则表现为对西方“普世主义”或主流社会的反抗，其中最为典型的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复兴运动，及恐怖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蔓延。
原教旨主义体现了在现代性和全球化的背景下对宗教本身的回归，是以一种少数派和弱势群体的反抗。全球化和现代化带来了普遍的物质福利，却也形成了新的精神压力和困境。他们无力对抗，从而选择了退缩，希望从传统文化身份与封闭的群体中找到自我及精神的满足。【22】而他们对主流文化、理念和准则的拒绝，对主流社会、政治进程的疏离和不满，对主流政党、教会和工会等社会机构无法理解他们的关切和需求的绝望，推动他们寻求其他替代性主张，并走向了黑白混合的极端伊斯兰主义。
反全球化的未来
反全球化（逆全球化）严格来说是全球化进程中的另一种利益、另一种力量、另一种话语及另一种模式。同时，也不宜对反全球化做标签式的解读，即反全球化就一定是坏东西，反全球化就一定意味着是全球化的倒退。实际上，反全球化与与全球化是同一进程，或者说反全球化是对全球化的纠偏与调整，是为了推进更好、更公平的全球化。譬如1999年WTO西雅图抗议运动中，参与反全球化运动的抗议者达5万之多，2001年热那亚八国首脑峰会期间多达12万人参与反全球化抗议，但抗议参与者本身就是来自全球，是全球化的结果。因此，反全球化运动针对的是国际社会中不公正、不合理的现象，强烈抗议全球化带来的各种鸿沟、弊端与社会问题，倡导公平、正义与平等理念。
需要指出的是，若用笔者提出的竞合主义理论，反全球化浪潮的形成就可以进一步理解为，不同力量之间的利益竞合、权力竞合与话语（身份）竞合的结果。多元文化主体中“自我”与“他者”也是竞合关系。【23】若当这种竞合关系破裂，彼此无法相互理解，无法很好地正视或融入“他者”的身份、话语及存在的话，弱势一方势必用极端暴力表达其身份、话语及存在。不公正的全球化产生的愤怒者及移民潮等导致英国脱欧、美国对外政策转向，恰恰证明“双层竞合”的合理性。【24】
首先，全球政治动荡进一步加剧。众所周知，本轮全球化一个鲜明特点是全球资本跨国流动，以寻求低成本劳动力，同时后发国家人口跨境到发达世界寻找更高待遇工作的双向流动为主要特征。资本在全球配置获得极大利润的同时，也将财富和收入的不平等增长、贫富分化推向了极化。政治精英与国际资本，加上新技术的三者“铁三角”式结合，已对全球中低阶层构成更大、更严重、新形式的剥削和压迫。全球中低阶层——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日益被边缘化，处境日益维艰。
颇值得回味的是，150多年前马克思与恩格斯说过“工人无祖国”，而今天的世界现实是：不是工人无祖国，而是跨国公司与那些不愿意打领带的精英阶层（men who don't wear ties）无祖国，是全球资本与政治精英的联合统治的确立。这种统治带来不平等、剥削与压迫，繁荣背后的社会问题和危机的更隐蔽，更严重，这就决定了反全球化浪潮实现的目标与任务更艰巨，时间更漫长，斗争更激烈。在此形势下，这些矛盾与冲突还会进一步地蔓延与激化，从短期，或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看，全球政治动荡进一步加剧。更可怕的是，社会骚动、地区混乱、地缘战争，甚至我们不愿意看到、无法面对的种族屠杀与大规模人道主义灾难都有可能发生。对此，我们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与准确判断。
在当前形势下，相当多的学者竟然认为，中国是上一轮全球化受益者，中国应扛起新一波全球化及自由贸易的大旗。实际上，中国既没有英美强大的软力量，更无美国凌霸全球的硬实力，打肿脸充胖子，岂不是自讨苦吃？“搭便车”容易，而在一个动荡年代提供和平红利却不是一个非霸权国所能承受之重。
其次，政治家治国而不是经济学家理政。2016年，以英国脱欧和特朗普胜选为标志，从美欧开始形成了一股反全球化、反主流、反建制世界性浪潮。新一轮来势汹汹的反全球化浪潮与20世纪民族主义何其相似！正如上一轮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单向“征服”为主的全球化成功催生出了帝国的模仿者和被殖民者的民族国家梦，从而把自己埋葬。正是民族主义“影响并改变了20世纪的世界版图”，并使“殖民主义统治造成的国际层面的民族问题基本上得以消解”。【25】同样，这一轮全球化也制造出了自己的掘墓人：反全球化。从这个方面看，这一波反全球化浪潮亦会从根本上改写未来的国际格局。
总体上看，这一轮反全球化浪潮来势汹汹，根本还是政治上出了问题。资本、技术为谁服务，决定权在于政治。而权力与资本的结合，是一种隐形、冠冕堂皇的腐败与掠夺，实现“权为民所用”的根本在于保障民权，需要更严格、更新形式的权力监督、制衡机制。至于这一波反全球化浪潮对过去全球化调整及纠偏何时为止，笔者认为，全球化的未来取决于精英们的共识与行动。
再进一步地看，不管经济学家如何自圆其说，仅从经济谈经济任何国家均是没有出路的。并不是对经济学家有任何偏见，而是他们与资本的天然联系，决定了他们中多数人是资本的代言人。正是这个原因，世界发达国家立法与司法必须分开，部门立法必然严重不公，必须禁止。而实际上，同一个经济问题在现实中却有两个答案。当减税从美国到中国喊得震天响时，其实完全提升社会教育或福利水平也可以嘛。减税可以增加企业的利润，增加民众福利譬如医保同样可以减轻企业支出成本，提供更优质的人力资源。这恰如一枚硬币的两面，为资本服务还是为大众福利服务决定权根本在于政治，在于执政方向。对福利社会，高连奎已有突破性思考。“福利本身不是政府的负担，而是政府对社会的投资，是会产生巨大效益的……反而会成为经济繁荣的基础。”【26】一句话，全球紧迫需要的是政治家治国而不是经济学家理政。
我们再看下长期以来政治正确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与中心工作。应该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对“文革”时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拨乱反正，具有伟大转折的现实与理论意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路线的提出是建立在十年动乱的背景，脱离这个背景，三十多年之后再思考就会发现新问题。普通民众或社会以经济为中心，百姓日常生活都围绕柴米油盐酱醋茶而奔波，这没有错，而不能组织、动员起来搞政治；但执政党、政府的工作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有问题，政府过度介入市场，政府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直接后果便是权贵资本主义的成型。随着经济活力缺失，市场严重扭曲，分配差距加大、腐败现象严重，社会信心的流失，及动荡出现，资本就会大规模外逃，权贵资本主义只会出现发展的严重倒退，甚至是国家的崩溃！政府和执政党的根本在于提供公平、公正的公共产品及服务于国计民生。政府的基本职能是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政府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向“以社会与国家建设为中心”需要新一轮的思想解放。
最后，世界在寻找新方向。一方面，从英国脱欧，到特朗普当选，再到意大利修宪公投失败等系列黑天鹅事件背后，我们看到的是“捣蛋”的普通群众，是愤怒的选民对主流政客的不满的发泄。英国脱欧是老年人踊跃投票支持的结果，“桑德斯现象”和“特朗普现象”出现的原因是他们各自的支持者都对华尔街、大企业和两党建制派表示不满甚至愤怒，及普通民众对政治参与热情空前。
普通民众的政治参与热情，我们可以从美国大选中的天量小额捐款可窥一斑。2008年，奥巴马是美国成为第一个拒绝使用政府提供的公共竞选资金（8400万美元）的总统候选人，奥巴马获得6.4亿美元捐款中，来自小额捐款者（个人捐款200美元以下）的资金，就达到3.1亿美元。小额捐款者约占给奥巴马捐款总人数的85%。其竞选资金也创造了历史记录，这在美国深受金融危机影响的背景下可以说是一个奇迹。2012年大选，奥巴马阵营募集的竞选资金再创纪录，共计7.22亿美元，其中来自小额捐款者占2/3，合计为4.83亿美元。桑德斯拒绝接受企业和富人的政治献金，但他依然积少成多地募集到1亿8200万美元！桑德斯捐助者平均每人捐款27美元。更让意想不到的是，超级富豪特朗普也是一度依靠小额捐款成功缩小与希拉里资金差距及欠缺，特朗普是共和党首位竞选资金主要来自每人捐10美元或25美元草根支持者，依靠白人蓝领和乡村人口的踊跃投票最终打败希拉里，而成为美国总统的提名人。民众对政治热情参与也让即便形象清新、能干，昔日曾气势如虹、风光无限的传统领导人的执政在全球化及网络信息化时代面临空前挑战。诸如卡梅伦、奥巴马、伦齐或朴槿惠，他们不是身心疲惫，就是黯然下台。
另一方面，放眼全球，全球化造成了国家间、地区间、阶层间、人与人之间的两极分化与贫富悬殊，政治极化和社会严重不公平及多元文化引发的文化碰撞和文明冲突日益剧烈等严重后果，要解决这些矛盾与冲突可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而且世界必将进入一个新发展阶段。
同样是，美国2016年大选标志了美国政治的分水岭。在美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一度被认为水火不容，美国甚至不惜为此发动冷战。2015年4月9日，自称为“民主社会主义者”的伯尼·桑德斯宣布将寻求2016年大选民主党的总统提名，当时其民调支持率仅3%。桑德斯无论是名气、资历，还是政治人脉、资金实力，均远不及希拉里·克林顿。他主张向丹麦、瑞典和挪威等国家学习，用民主社会主义的方式来改善全民福利，在落后的情况下奋起直追，且愈战愈勇，支持率一度直追志在必得的希拉里，使得希拉里始终无法提前锁定胜局。最后，他作为一匹黑马赢得23州初选，43%的初选得票率、1300多万张初选得票数，及45%党代表票的支持，【27】成功地让美国政坛刮起了“桑德斯旋风”。何况，桑德斯的支持者大多是35岁以下受过良好教育的大学生及青年选民。人们惊讶地发现这位来自佛蒙特这样小州的参议员、立场超然独立“政治异类”，已崛起为一支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又称为“桑德斯现象”。鉴于美国民主党内30岁以下的年轻人中，70%均是他的支持者，因此桑德斯以先知式的道德激情已将福利社会主义的种子播洒在年轻的一代人心中，同时折射出美国社会正在寻找新的政治方向与突破。
其实何止是美国，全球正面临一个新的十字路口，世界在寻找新方向。难道北欧的民主社会主义将成为世界新趋势？不过，丹麦、瑞典和挪威等所代表斯堪迪纳维亚式社会主义尽管不乏成功及美好，但他们毕竟体量太小，无法引领整个世界的潮流。这里需要反思的是我们自己，作为社会主义大国，中国为何不能成为桑德斯及其追随者、进而成为引领整个世界潮流的楷模？笔者认为，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在发展社会主义过程仍保留了大量封建残余、苏联模式的遗毒及对现代文明成果吸收不够，更有相当一些人把这些糟粕当中国特色，从而影响社会主义优越性发挥。这需要再来一场“真理大讨论”，进而进行一场把“残余”“遗毒”真正去掉，把人类文明成果真正吸收进来的改革，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焕发蓬勃生机和更强的生命活力。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那样：“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华民族复兴之日，便是我们破解反全球化困局，引领世界之时！
注释
【1】Capgemini, Global Wealth Report 2016,Capgemini Financial Services，2016.
【2】IMF, WEODatabase, Oct. 2010.
【3】王新萍等：《平等、开放、合作、共享，共同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人民日报》，2016年9月18日，第3版。
【4】梅新育：《新兴市场经济体崛起的冷观察：脆弱性及潜在危机》，《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3年第18期，第26～35页。
【5】UNDP, The Real Wealth of Nations: Pathways to Human Development, 20thanniversary ed.,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10. New York, 2010, p.73.
【6】周淼：《日益扩大的全球贫富鸿沟与未来全球局势的演变》，《红旗文稿》，2015年第7期，第33～36页。
【7】Oxfam, Wealth: Having It All and Wanting More, 2015.
【8】Credit Suisse, Global Wealth Report 2016, Zurich: Credit Suisse ResearchInstitute, 2016, pp.12-18.
【9】World Bank Group, Poverty and Shared Prosperity 2016 : Taking onInequality, UNITEDSTATES: World Bank Publications, 2016.
【10】Alan I.Abramowitz, The Disappearing Center: Engaged Citizens,Polarization, and American Democracy,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Press, 2010, p.141.
【11】Richard H.Pildes,"Why the Center Does Not Hold: The Causes of HyperpolarizedDemocracy in America", California Law Review,Vol.99, No.2, 2011, p.277．
【12】Barbara Sinclair, Party Wars: Polariz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 Policy Making, Norman,OH: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2006, p.6.
【13】参见节大磊：《美国的政治极化与美国民主》，《美国研究》，2016年第02期，第63～64页。
【14】张蔚然：《奥巴马否决旨在废除医改法案的法案》，中国新闻网，2016年01月09日，http://www.chinanews.com/gj/2016/01-09/7708530.shtml。
【15】刘辉：《政治极化与政治遗产——奥巴马执政对美国政治影响浅析》，《当代世界》，2016年第12期，第19页。
【16】［美］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毛俊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459页。
【17】Branko Milanovic,"The Tale of Two Middle Classes", YaleGlobal Online,July 31, 2014, Available at:http://yaleglobal.yale.edu/content/tale-two-middle-classes.
【18】世界卫生组织秘书处：《促进移民健康》，世界卫生组织执行委员会第140届会议，2016年12月12日，http://apps.who.int/gb/ebwha/pdf_files/EB140/B140_24-ch.pdf。
【19】Mark Steyn, America Alone: The End of the World as we Know It, Washington,DC: Regnery Pub., 2006, pp.23-39.
【20】俞可平等：《全球化与国家主权》，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40页。
【21】王卓君、何华玲：《全球化时代的国家认同：危机与重构》，《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09期，第16～27页。
【22】刘义：《以政治多元化应对宗教复兴的挑战》，《文化纵横》，2015年第02期，第46页。
【23】储昭根：《竞合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新探索》，《太平洋学报》，2015年第08期，第43～52页。
【24】储昭根：《跨层次理论整合：从双层博弈到双层竞合》，《国际观察》，2016年第05期，第76～93页。
【25】储昭根、于英红：《一战后民族自决原则的公认与效应》，《世界民族》，2007年第04期，第17页。
【26】高连奎：《反误导：一个经济学家的醒悟》，北京：东方出版社，2014年，第136～141页。
【27】Lauren Steiner,"Bernie, Don't Do It!", LA Progressive, July11, 2016, Available at:https://www.laprogressive.com/bernie-endorsing-hillary/.
The Current Wave of Anti-Globalization in the West: Causes and Future Trends
Chu Zhaogen
Abstract: The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 has clearly changed in 2016, the fundamental reason is that this wave of globalization has led to serious economic and wealth disparity and political polarization and social diversity across the world, and thus causes on a global scale a strong wave of anti-globalization; it directly results in the internal contradictions of various countries being intense and difficult to reconcile and their people being enthusiastic to participate in politics and overreacting to unequal and unfair globalization, the leadership is facing unprecedented challenges, and the global turmoil is intensified. Globalization enters into the stage of deep adjustment or self-repair, social democratic trends begin to revive, and the world is looking for new directions.
Keywords: anti-globalization, political polarization, wealth disparity, Trump phenomenon, cultural pluralism
【作者简介】
储昭根，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与和平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南海协同创新中心兼职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国际安全理论、美国全球战略、非传统安全与中国对外战略。主要著作有《竞合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新探索》《跨层次理论整合：从双层博弈到双层竞合》《安全的再定义及其边界》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