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西方社会的治理危机本质上是西方基本社会制度危机，其中民主政治体制失范，市场经济发展乏力，多元文化矛盾激化，民族分离主义兴盛，地方政府挑战中央权威，地方和中央关系陷入困境，以及在国际关系上一些新兴国家挑战西方霸权而导致全球治理难题，是这场危机的典型表现。
20世纪90年代，“治理”成为时髦的公共管理范式，也成为讨论公共话题的基础用语。政府、市场、社会是现代国家有效运行的基本力量，也是多中心治理的主要力量。政府维护公正，市场追求效率，社会实行自治，这是一幅理想的国家治理景象。凭借综合国力优势，西方国家一直是全球治理规则的制定者，是其他发展中国家实践社会治理的榜样。然而，2008年金融危机引发的连锁反应导致西方国家出现了总体性危机，并一直到延续至今。在社会治理不同领域和不同层面上，西方国家存在民主选举混乱、民粹主义兴起、暴力恐怖事件频发、经济持续低迷、难民危机爆发等问题，它们构成西方国家治理危机的主要表症。
民主政治危机
西方社会治理危机首先表现为民主政治危机。在过去较长一段时间内，西方国家向非西方国家强制推行自己的价值观、政治制度，如今自身却陷入治理危机的泥沼。从一些国家的民主政治乱象可以发现，民主被拥有财富和权力的少数人掌控，精英阶层是社会议题和进程的决策者，民众被似是而非的民主制度所蒙骗，民主成为糊弄大众的幻象。西方民主政治开始显现出衰微迹象，其危机在权力上层和权力下层都有表现，并助长了民粹主义乱象。
第一，在权力上层，三权分立制衡结构异化，权力腐败成为公开的秘密。权力先天地趋向腐败，因此权力制衡和权力监督是必要的。然而，在西方国家，旧三权分立结构早已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新三权分立结构：财团、媒体和政权。其中，政府权威不断被削弱，媒体作为新兴力量崛起，财团则居于核心地位。财团—政权—媒体，三大势力构成当前西方民主国家的“超稳定权力结构”。在“选举至上”的政党政治中，不乏财团和媒体躲在背后操纵选举过程的情况。由于媒体由财团掌控，表面上热闹的选举政治和政党政治变成了寡头政治。法国记者阿尔诺•维维昂表示，95%以上的法国媒体控制在7人手中，由他们决定谁将赢得2017年法国总统大选。2016年4月美国爆发大规模公民抗议的“民主之春”运动也证明了这一点。
第二，在权力下层，选民作为沉默的多数被操控和利用。虽然民主选举的游戏一再上演，但是沉默的多数永远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单纯数据。将民主理解为政治权力的票决，定期选举，多数者胜出，政党轮替，这是西方选举政治的定式。但是西方选举制度已经异化为选票政治，选举乱象时有发生。在选票政治下，人民民主权利被挤压，为资本操纵留下了空间。为了博取选票，党派竞争演化为演讲技巧和财力比拼，真正的治理规划和治理理念往往被忽略。资本主导的选举在合法外衣下，精致而隐蔽，却无法体现人民真实的选举意图。如根据《纽约时报》和全美广播联合调查显示，有84%的选民认为，当今美国选举掺杂太多金钱因素，85%的选民认为，需要改革或重建美国选举制度。
第三，竞争性选举制度助长了民粹主义，推动民主政治走向过激化。英国全民公投“脱欧”是西方政治民粹化的典型象征，一些政客在选举中以分裂社会来煽动民意，其个人主张充塞着反民主、排外、孤立、种族分裂、性别歧视等思想，这些政客是民粹主义的胜利和民主的失败。这表明西方民主政治容易滋长民粹主义，竞争性选举制度助长了民粹主义。法国、荷兰、奥地利等国出现了势头强劲的右翼政党，对西方政党政治和选举政治构成挑战，值得整个国际社会警惕。
市场经济危机
随着经济增长和市场全球化，全球金融风险和不确定性增大，资本主义国家面临着经济发展模式失衡、宏观经济政策失灵、经济结构失调等危机。市场经济危机的实质是国家治理危机，是基本经济制度，即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必然结果。市场经济危机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新自由主义泛滥导致市场失灵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美国和英国政府竭力推行新自由主义，强调削弱政府权力，废除政府对经济，尤其是金融资本和财团的种种限制性规定，同时大规模为企业减税。在短时间内，新自由主义为推动英美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为资本扩张埋下了隐患。新自由主义的核心策略是“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实质是极端的市场原教旨主义。一切取决于市场，过分信任市场。这是资本主义经济结构性失衡的理论根源。在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下，尤其是互联网经济模式的兴起，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组织方式发生了巨大改变，导致社会资源过度向金融领域集中，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投资比例被打破，导致国内经济结构失调。这种局面在短期内无法得到有效的缓和，并且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漫延，最后发展成为一场全球金融危机。
自由市场受到冲击
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下，在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冲击下，重建自由市场信心日益缺乏。2008年金融风暴给西方世界造成了巨大损失，极大打击了人们对自由市场能够提高生活品质的信心。2016年全球经济增速下滑至3.1%，受到英国“脱欧”和美国低速增长溢出效应的影响，发达国家的经济状况进一步受到抑制。随着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快速崛起，西方社会对自由市场愈加缺乏信心。
社会阶层之间、国与国之间的贫富分化加剧
不仅西方国家内部存在严重的贫富分化现象，而且西方发达国家之间也形成了穷国和富国。不平等与再分配问题历来是政治冲突的核心，更是社会危机的根源。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自由市场经济加速推进着财富向少数人集中。正如皮凯蒂所指出的，资本导致的不平等总比劳动导致的不平等更严重，资本所有权（及资本收入）的分配总比劳动收入的分配更为集中，工资收入增长速度总是赶不上资本回报增长速度。西方社会在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伴随着近十年互联网金融资本的崛起，资本流动性和集中性大大增强，尤其是资本量呈几何级数增长，对传统产业以及现有政治权威形式造成挑战。富人们相对有能力投资增加收入，且资本不必寻求与社会劳动相结合便可实现增值，而普通民众依然只能以劳动收入为主要来源，资本家不断壮大，中产阶级不断萎缩。为了应对收入差距扩大，西方国家的政府也采取了相应措施。例如，在2015年美国国情咨文中，奥巴马力推“中产阶级经济学”，把提高最低工资列入施政目标。英国首相卡梅伦也表示，“要为只拿到最低工资的就业者免税”。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贫富分化趋势，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多元文化危机
在西方发达国家中，推崇自由、平等、民主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占据主导地位。然而，受人口构成、社会文化结构变化影响，这种价值观在自由市场中遭到扭曲，社会机会不平等加剧，多元文化没有受到同等对待，基于个人权利和相互尊重的社会共同体情感纽带受到撕裂。西方国家正面临价值观危机，在宗教信仰、文化认同、民族国家认同、阶级和等级差别与认同等方面都有表现。
自由主义价值观走向反面
在西方价值观体系中，由于推崇个人权利至上，把私有制、私人占有、自我所有权看作天经地义的，甚至神圣不可侵犯的，曾经在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中发挥积极作用的自由主义价值观正在走向自己的反面，成为阻碍人类文明进步的力量。自由与民主曾是西方社会活力的来源，在现代社会的形成与发展中发挥了一定作用。亚当•斯密将“看不见的手”“公正的旁观者”“经济理性人”“守夜人”等经典隐喻综合起来，提出了一个有关未来文明社会的乌托邦；诺齐克提出“最小国家”体现了自由至上的理念；哈耶克坚持从个人主义出发，强调维护个人自主。自由主义者对自由理想的坚持如今却因个人主义放纵而发生了蜕变，甚至侵蚀到了公众利益。托克维尔指出，自由主义个性解放的理想会落入个人狭隘利益的窠臼。西方社会的现状正是对这一趋势的证明：自由竞争状态让资本主义本性欲望暴露无疑，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盛行。人们不断陷入利益博弈，以自由的名义，最终变成金钱的奴隶。资本以垄断形式发挥作用，在强大的资本面前，普通民众的利益空间不断被挤压。跨国资本在自由、人权等美丽口号之下，完成着对社会财富的掠夺。
社会群体多元共处困境凸显
在一些西方国家，只有流行文化和流行的生活方式在受到世人推崇，少数民族文化和生活方式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长远来看，如果社会群体多元共处存在困境，一些少数民族和社会群体要么被边缘化，要么面临被其他主流民族或社会群体同化的危险。
当今西方社会逐渐形成了以穆斯林为代表的外来移民和坚持西方传统宗教、文化价值观的保守派民众两个截然对立的群体。这两大群体在价值认同上存在明显差异和矛盾。既要坚持西方社会的言论自由，又要维护穆斯林移民的宗教习俗，这是西方国家面临的一大难题。西方社会既要采取开放的社会模式，同时又维护着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认同，内心里不接受非西方文化和宗教的社会思潮逐渐在西方国家占据主导地位。例如，2016年12月，默克尔在基督教民主联盟会议上表示，希望能够通过立法手段在德国境内禁止佩戴覆盖全脸的面纱，认为“蒙面面纱不属于德国”。德国内务部长德迈齐埃此前曾呼吁在公共场合禁止佩戴穆斯林服饰。
福利成本成为重大负担，文化冲突难以调和
抛开民族文化因素，单纯从外来人口不断涌入欧美国家造成的社会生活和工作压力来看，日益增加的福利成本正在成为西方国家的重大负担，由大量难民涌入带来的社会政治问题正在转变为西方国家的社会治理危机，迫使西方社会日益趋于保守主义，对难民逐渐由欢迎转向拒斥。
“多元文化主义”是近20年来活跃于美国学术界、政治界的一种政治和社会理论，也是当今西方国家解决文化融入问题的主要方式。但是强调从文化方面解决社会群体问题，是对政治、经济和社会不平等的刻意回避，族群分化、文明冲突并没有得到解决。欧美本土民粹主义和外来移民极端势力处于对立状态，找不到有效治理的办法。由于战争和动荡而导致涌入欧洲的难民潮正在使这一难题加剧，英国和美国正在设法把难民堵在国门之外，但是已经涌入的难民已然成为严峻的社会政治危机。
在难民问题、恐怖主义威胁等问题加剧的今天，无论把移民或难民堵在国境之外，还是对他们进行认真审查或甄别，对非法移民进行驱逐，都会在国际社会激起强烈反响。让具有不同文化背影、不同宗教信仰的不同种族的社会成员在同一个国家或社区和谐共处，将成为西方社会治理的一大难题。
社会关系危机显现
社会阶层流动性减弱，机会不平等加剧，社会地位和身份固化，造成社会分裂和隔阂，社会团结合作成为一大难题。社会流动性是经济社会发展活力的重要来源，相对于资本流动性的增强，西方社会的流动性随着收入不平等的加剧而减弱。经济学家注意到，在过去30年里，美国社会流动性已明显下降，出生在25%低收入家庭的人，最终进入25%高收入阶层的概率减少了一半。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减弱造成了机会不平等。例如，美国不同社会阶层在考试分数、完成学业时间、选择职业和收入等方面的统计数据均表明，美国社会的机会差距虽然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趋于缩小，但现在正在不断扩大。这种机会差距主要体现在教育上：公立学校资源匮乏，集中大量资源的精英教育却只属于上层社会。
全球治理危机
经济全球化不仅影响着各个国家的经济联系，而且影响着国际社会的政治、军事等秩序。2008年金融危机加剧了西方国家的地方治理危机和国际关系危机。在国内民族关系、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上，一些民族、地方政府及其政党尝试通过民主公投的形式谋求民族独立或地方自治，对国家主权权威和领域完整构成挑战。在国际关系上，一些新兴国家快速崛起，正在挑战西方霸权，国际秩序面临重大调整。西方国家显然还难以适应国内和国际形势的变化。
第一，一些西方国家的地方政党和民族政党，为了自身利益，在政治上利用民族分离主义势力，对现有民族国家体系构成挑战。近年来中东和北非一些国家的局部战争一直延续着，笔者认为，西方主要国家对这些战争的发生负有主要责任。在“人权高于主权”口号之下，欧洲周边国家和地区一直受到武装和政治势力干预，产生了大量难民。这些难民把欧洲作为避难首选地，大量难民涌入欧洲，给当地政府维持社会治安带来困难，也给当地居民的生活和工作造成消极影响。在金融危机和难民潮双重夹击之下，欧盟作为超国家联盟面临分裂风险，英国作为民族国家遇到苏格兰民族分离主义力量，西方国家内外交困，国际信任度趋于下降。
第二，作为价值观输出国，西方国家给价值观输入国带来的苦难多于幸福，动荡多于安宁，战争多于和平，混乱多于秩序。西方国家曾经以解放者姿态出现在不民主、不自由和不平等的发展中国家，但他们的介入除了给当地政治社会制造动荡和混乱以外，并没有带来太多实际好处。反观西方国家内部，诸如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西方国家曾经引以为骄傲的观念，在它们的现实政治与社会关系面前，显得苍白无力。
第三，大量外来难民涌入加重了欧盟社会治理危机。由于欧盟实行的是人财物自由流动制度，欧洲的核心国家和核心城市吸引着世界各地的寻梦者，吸引着来自中东、北非等地的避难者。由于金融危机，欧盟自身经济面临诸多困难。部分注入因素和内部危机叠加，加重了欧洲国家的社会治理危机。
第四，由于历史和文化的原因，西方国家内部一直存在着民族分离主义、地方自治、地方分裂的势力，对民族国家主权构成威胁。21世纪分离主义或许采取像公投之类迎合现代民主政治的温和策略，但掩盖不了其解构现代民族国家体系的实质。作为全球治理主角，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走向衰落，西方主要国家遭遇信任危机，资本主义制度的有效性遭到质疑。
治理本身不是目的，而是过程。西方治理模式不是唯一标准或模版。随着西方国家治理危机的加深，其制度合法性和权威性也日渐下降。在推行全球正义的今天，更多发展中国家应被赋予参与全球治理的权利，推动建立更民主、公平、合理的世界秩序。对中国而言，在全球治理范围内，要保持自身的话语权，坚持走自己的道路。国家主权是治理的前提，治理不仅是为了实施主权，而且是为了维护主权，体现主权权威，更是为了实现主权目标。至于西方社会能否涅槃重生，我们拭目以待。
【本文作者分别为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政治学理论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