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进一步分析了资本主义价值观蕴含的内在矛盾及其在实践中造成的尖锐冲突后果。他以哲人和社会批判家的非凡洞察力深刻指出，在当下资本主义时代，每一种事物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财富的新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源泉；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针对资本主义社会这种二律背反的严酷现实，马克思振聋发聩地指出：“我们的一切发明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和科学为一方与现代贫困和衰颓为另一方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毋庸争辩的事实。”⑭资本主义价值观在人们思想深处的广泛渗透，在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中的深入流行，逐步造成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以及人自身灵与肉的尖锐冲突，带来了商品拜物教、金钱拜物教和人的普遍异化。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享乐主义对个人的过分强调和对他人及群体的漠视，功利主义、理性主义对工具理性，特别是对经济理性的过分强调和对价值理性的忽视，使得资本主义价值观越来越显示出二重性和局限性。⑮下面试以经济理性作用为例，分析资本主义价值观当今面临的严重问题。
经济理性是功利主义和理性主义互相结合的产物，并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断扩大其影响。在当今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理性不仅影响着资本主义的经济生活，而且扩展到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在社会多个领域越来越具有支配性地位，在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同时，其破坏性影响也与日俱增。英国著名学者R·W·费夫尔在《西方文化的终结》一书中对此作了认真分析：“经济理性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张而迅速发展起来：人们在被迫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同时，越来越受到它的控制；随着市场关系蔓延到生活中越来越多的领域，这些领域便被它主宰了。”⑯费夫尔说：“经济理性不能合理地建立一种道德规范，但完全能够创造一种虚假的道德规范，当我们感到不得不运用经济理性，但并不真正知道或在意这样做是否对自己有利时，经济理性正是控制我们的这种道德的规范的力量所在。”⑰费夫尔认为，经济理性的影响具有广泛性，在美英等西方国家，经济理性的作用被无限制地扩展到社会各领域，其对文化造成的破坏后果十分严重：“道德规范变得空洞无物，产生的后果包括情感的衰败、艺术创造力的消亡和娱乐消遣的发展。”⑱
实际上，西方其他一些有远见的学者对资本主义价值观的内在矛盾也进行过比较深入的分析。其中比较有名的有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和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等人。马克斯·韦伯指出，资本主义精神指的就是受到道德约束的利益冲动力，它来源于新教伦理，在资本主义早期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促成了其早期的快速发展。然而，当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这种新教伦理的宗教精神逐渐衰落，“大获全胜的资本主义，自从栖息在机器的基础上，就不再需要禁欲主义的支撑了。甚至禁欲主义那快乐的继承者——启蒙运动——脸上的玫瑰色红晕显然最终也在褪去。”贪婪攫取性变成了资本主义精神的主导力量，从而导致了资本主义精神的逐渐堕落。⑲丹尼尔·贝尔在变化了的时代条件下对资本主义价值观二重性及其发展趋势作过比较深刻的研究，他认为：资本主义文化具有双重根源，一个源头叫做清教与辉格党资本主义，它不仅强调经济活动，而且十分强调节制、诚实和以工作为天职的品格塑造；另一个源头是世俗的霍布斯学说，它实质是一种激进的个人主义，认为人的本性贪得无厌。⑳丹尼尔·贝尔认为：自从资本主义开张伊始，“禁欲苦行”和“贪婪攫取”这一对矛盾冲动力就被纠合在一起，两种原始冲动力的交互混合形成了现代的理性观念，两者间的紧张关系则产生出了一种道德约束，它导致了早期征服过程中对奢华风气的严加镇压。但是，当资本主义发展到晚期之后，以“新教伦理”为核心的资本主义文化精神越来越让位于以“享乐主义”为核心的资本主义文化精神，“当新教伦理被资产阶级社会抛弃之后，剩下的便只是享乐主义了。资本主义制度也因此失去了它的超验道德观。……一旦社会失去了超验纽带的维系，或者说当它不能继续为它的品格构造、工作和文化提供某种‘终极意义’时，这个制度就会发生动荡。”尼尔·贝尔进一步指出，造成资本主义文化价值观内在矛盾性的根源就是资本主义制度自身：“破坏新教伦理的不是现代主义，而是资本主义自己。”资本主义价值观的二重性与资本主义制度自身的内在矛盾是密不可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