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日本经济神话和技术神话的破灭以及由此产生的政治右倾化，是当代日本右翼思潮暗流涌动的时代背景。不彻底的日本战后教育改革及美国的姑息纵容，为当代日本右翼思潮的死灰复燃种下了祸根。基于日本文化基因缺陷而产生的“自卫战争史观”，为当代日本右翼思潮的滋长提供了丰厚的社会土壤。
【关键词】右翼思潮 丛林法则 “自卫战争史观” 【中图分类号】K313 【文献标识码】A
2017年初，日本APA大型连锁酒店事件的发生，又一次挑动了中日关系这根敏感的神经。事件发生后，据称从日本全国各地寄去了一万多封鼓励该酒店老板、当代日本极右翼势力的代表之一的元谷外志雄的信件，甚至有很多国会议员打去声援电话。可以看出，在当下的日本社会，涌动着一股企图否定日本侵略历史的右翼思潮。
日本政治右倾化的格局，为右翼势力走向前台推波助澜
2010年，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被中国反超，日本的经济神话被打破，中国的崛起，给日本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2011年的福岛核电站事故又使得日本的技术神话破灭。经济神话和技术神话的破灭，伴随着寻找经济、政治、外交新出路的苦恼和焦虑，导致整个日本社会弥漫着一种丧失自信的情绪，由此激发出自吹自擂的“新民族主义”。这种自吹自擂的“新民族主义”，是当代日本右翼思潮扩大的重要原因。可以说， APA连锁酒店中所放置的有关否认南京大屠杀、美化侵略的书籍所体现的修正史观，就是这种自吹自擂的“新民族主义”的极端表现形式。
在“新民族主义”的推动下，传统的保守主义政党自民党顺势上位，逐渐形成政治总体右倾化的格局。具体表现为：以安倍晋三为首的多名日本政治家否认侵略历史，挑战和平宪法，图谋将日本建设成为“一个有自信的国家”，要让日本人“对自己的国家充满自信和骄傲……对日本历史、文化有一种骄傲感”。日本政治总体右倾化的格局，为右翼势力走向前台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本次APA连锁酒店事件，就得到了日本政界的默许甚至支持。在该事件发生后的记者会上，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态：“正如我们过去一直所说的，日本政府的大体立场就是，不应该过分聚焦过去的事。”针对如此敏感的历史话题、如此嚣张的极右翼势力，日本政府却采取这种敷衍了事的态度，实质就是一种对右翼势力的支持、放任和掩护。安倍政府为了达到修改“和平宪法”，成为能够发动战争的所谓“正常国家”的目的，不惜与右翼势力狼狈为奸，这一动向尤其值得国际社会警惕。
扭曲的历史教育为日本右翼思潮的复苏提供了一定的社会基础
日本战败后，在美国主导下开始了教育改革。在新开设的历史课中，不再涉及皇国主义、军国主义等内容，也不再教授神话传说。但在被占领状态结束后，日本政府在历史教育问题上日趋保守，直至今日。具体表现为：第一，重新强调要以历史教育加强“爱国心”。强调“爱国心”本无可厚非，但日本政府强调的“爱国心”，是建立在抹杀侵略史实、纳入神话内容、加强天皇存在的基础之上的，是非客观、反科学且扭曲的历史教育。第二，淡化对外侵略史实。近年来，在广受中韩等国及日本正义人士批评的日本中小学历史教科书中，将对中国和亚洲的侵略扩张说成是“解放东亚”和“大陆进出”，刻意抹杀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史实。第三，重新传授日本神话。日本政府明确要求小学历史教学讲述神话，要求“关于神话与传承，从古事记、日本书纪、风土记中选择适当的内容”。第四，要求敬爱天皇。日本政府要求小学的历史教学中注意加深对天皇的敬爱。文部省规定小学六年级历史教学的内容包括：“关于天皇，选择儿童容易理解的具体事项，如日本国宪法规定的天皇之国事行为等，与历史学习相联系，加深对天皇的理解与热爱”。
可以看出，日本政府推行历史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培养“爱国心”。为达到此目的，或掩盖其对外侵略事实，或以神话及天皇来渲染日本民族之特殊性，或干脆将战争责任推给别国，这就是战后日本历史教育的逻辑。在这种扭曲的历史教育之下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代，为当代日本社会右翼思潮的复苏提供了一定的社会基础。
当代日本右翼思潮的沉渣泛起，还离不开美国对战后日本法西斯势力的姑息纵容。战后，为了阻止共产主义在中国、朝鲜等亚洲国家取得胜利，也为了在冷战时期对抗苏联，美国对日本军国主义残余势力采取了包庇、扶植的反动政策，试图把日本变成美国在远东地区反苏反共的基地。由此可见，不彻底的日本战后教育改革及美国对日本战犯的姑息纵容，为当代日本右翼思潮的死灰复燃种下了祸根。
日本右翼思潮的滋长与日本文化的基因缺陷也是分不开的
当代日本右翼思潮的滋长，除了历史渊源、时代背景、社会环境等因素之外，与日本文化的基因缺陷也是分不开的。日本民族是一个被火山、地震、海啸、资源危机、战争、贫穷、饥饿反复折磨的民族。“生存危机”像一把达摩克里斯之剑，一直高悬在日本人的心头。为了应付各种各样的危机，就必须拥有强大的社会凝聚力。这样，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日本社会逐渐形成了集团主义的社会结构和以“活下去”为最高准则的价值判断标准。
当“活下去”成了一个民族的终极目标和判断一切的根本准绳，这个民族的价值观也就失去了恒定的是非判断标准，变成了彻头彻尾的现实主义者。它表现为一种特殊的生存哲学，其中既有强大的危机意识，又有灵活多变的实用主义性格。在这样的价值观的统领之下，这个民族不会认为自己做错了什么，不会去追求“公理、良知、道德、正义、理想”这些抽象的与生存本身无关的东西。这种现实主义，让日本人缺乏抽象思维的能力和超越技术层面的价值判断。
另外，这种集团主义的社会结构特别强调等级观念和主从关系，讲究尊卑有序，泾渭分明。每个人都必须依据年龄、辈分、性别、地位采取适当的行为，不可逾越等级界限。而“活下去”的最高价值判断标准又使得集团主义中的这种等级观念发挥到极致。于是，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丛林法则理论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日本民族信奉的“真理”。这种丛林法则理论又衍生出了支持近代日本推行侵略战争，给亚洲各国带来严重灾难的“自卫战争史观”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