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大多数先贤以及有所作为的君主，都认为人才关系着国家兴亡与稳定。而在我国古代的治国安邦思想中，都对人才的选拔、运用、管理等有着丰富的论述，而其中贯穿始终的便是“贤能”思想。当前我国的人才战略既要汲取传统文化中的人才思想，也要与时俱进。
【关键词】“贤能”思想 现代 转变 【中图分类号】D4 【文献标识码】A
一个国家的发展兴盛离不开人才资源，而在我国古代的治国安邦思想中，都对人才的选拔、运用、管理等有着丰富的论述，而其中贯穿始终的便是“贤能”思想。当前我国的人才战略既要汲取传统文化中的人才思想，也要与时俱进，结合实际情况对古代人才思想进行现代转化，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才思想，使之能够起到指导现代社会发展的作用，为中国梦的实现提供人才支持。
传统贤能思想
重才思想：以贤治国。我国早在《诗经》中便有关于人才重要性的论述，在《大雅·文王之什》中论述了周文王时期国家稳定安宁与人才的关系，作者提到“济济多士，文王以宁”，认为是朝廷人才济济，所以文王能够得安宁。到诸子百家时期，我国的“贤能”思想获得进一步发展，并将人才得失与国家兴亡相连，如在《礼记·中庸》中“哀公问政”，孔子答：“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李世民在重视人才上提出了“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的思想，高度概括了人才对于国家治理的重要性。总之，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大多先贤以及有所作为的君主，都认为人才关系着国家兴亡与稳定。而在我国的历史实践中，从原始社会的禅让制，到封建时期秦孝公重用商鞅变法而统一六国，再到唐太宗李世民纳谏魏征开启贞观之治等，都是君王善用“贤能”而实现国家强大的典范。
选才思想：任人唯贤，德才兼备。在我国的传统“贤能”思想中，主要以“贤”“才”“德”几个方面作为人才选拔标准。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国家需求不同，人才的选拔标准也有所侧重。如在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社会伦理受到挑战，国家治理者在人才选拔上倾向人的德行，以引导社会有序发展。而到了东汉末年，曹操在三国乱局中想创建霸业，亟需大量谋士与军事人才，所以最初曹操的用人标准是“唯才是举”，而很少考虑德行，但到其掌握政权之后，曹操的用人观也发生变化，开始重视人才的“贤”，对品行有所要求。之后在历史的发展中，各朝各代形成了自己的用人标准体系。由此可知，我国贤能思想在选才方面延续了“任人唯贤，德才兼备”的标准。
人才考核思想：循名责实。在《韩非子·定法》中提出了“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的观念，即在人才应用上要根据其才能而授予官职，而在人才考核上，要明确他的职责并加以考察，看其是否名副其实。“循名责实”也因此成为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才考核内容之一。
党对传统贤能思想的转换
人才选拔：德才兼备。德与才是我国古代人才选拔的两个重要标准。在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德的内涵是不断丰富的，既有忠君爱国、自强明志，也有诚信知耻、勤俭务实，同时，也包括仁厚敦亲、尚勇好学等等，这些传统美德在几千年的发展中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性格的一部分，并获得世代传承。而在当代，共产党丰富了“德”的内涵，除了这些基本美德外，还包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戒骄戒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等方面。在才方面，党主要要求广大党员干部既要懂政治，也要精通技术与业务。
人才培养：任人唯贤。当下，我国继承了古人任人唯贤的用人标准，并认为“举贤不必亲”。我国古代在人才选用上有“举贤不避亲”的思想，这主要是因为通过长期接触，更加了解人才的真实情况，能够将其放在合适的位置，做到人尽其才，而且这节省了发掘、选拔人才的成本，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但“举贤不避亲”也存在一定缺陷，部分领导干部打着“举贤不避亲”的幌子而任人唯亲，形成自己的利益团体，这不仅降低了人才质量，也破坏了人才选拔的公平性。所以随着时代的发展，党提出了“举贤不必亲”的观念，以保持干部队伍的优秀和纯洁。
人才评价：循名责实。在我国古代的“贤能”思想中，便提出循名责实的人才考核办法，而具体来说，可以从官声与民望两个方面来考察。官声侧重的是考察声誉，而民望则是从其业绩中产生，其实质是考察人才“德”“能”两个方面。新时期，中国共产党考察人才官声与民望的出发点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名共产党员只有始终将民众的利益放在首位，才能真正为民众解决实际问题，从而获得群众的认可和支持，获得官声与民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