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上下鼓荡多年而受到压抑的“学习西方”呼声，在“救亡图存”激发和清廷政策的鼓励下开始迸发出来。各地兴起办学热潮，出洋留学也与日俱增。1901年四川派出22名学生赴日留学；1902年清廷派八旗子弟出洋留学，直隶总督袁世凯派陆军学生55人赴日留学；1903年张之洞派江南水师学堂16人赴英、德留学，京师大学堂派出47人分赴日本、欧洲留学。1905年科举正式废除，科举入仕旧路已断，留学成为读书人升进捷径。在此前后，全国大多数省份都已派出官派学生出国留学。与此同时，越来越多无缘获选官派留学的有志青年，在家族亲友资助下自费出国留学。一时间，上下协同、官民合力，各地士人学子纷纷束装出洋，掀起“留学热潮”。
“留学热”主要是“留日热”，因路近费省、文化相近，吸引了大批官派和自费生前往留学。一批批青年学子，兄弟携手，同窗结伴，引朋呼友，接踵而来，还有女子留学、老年留学、父子留学、夫妇留学，留日学生人数成倍增长。据统计，1901年在日留学生270人，1903年达到1300人，次年增至2400人，1905年更激增至逾万人，1907年留日学生人数达到高峰，达1万5千人。此后留日学生陆续回国，在日留学生人数开始下降，1909年还有3-5千人，民国成立后的1912年降至2千人以下。在此期间，还有留美留欧学生。留学美国1908年前后约300人，自1909年开始庚款赴美，每年选派数十人。到1911年，留美学生650余人，此外还有少量赴欧留学生。
留美、留欧由于旅费、学费高昂，学生多为官派，进入正规学校，多学科技实学。留日学生则官费、自费约各占一半，多数集中在东京，进入各类学校，多习文科，最为集中的是政法、师范、军事三门。留学年限不一，有的数月、一年即归，有的长至三四年。对于这批为数逾万的出洋留学生，朝野上下寄予厚望，视为开创各项新事业的新人才、中国走向富强的新希望。
新人才与旧朝廷，社会转型的推手与桥梁
留学生走出国门，看到崭新的外部世界，接触先进文明文化，视野眼光为之一新，思想观念为之一变，深切感受到祖国与先进国的差距之大，对清廷的落伍保守与腐败无能也更加不满，“留学救国”的责任感油然而生。
留日学生人多聚集，声气相通，纷纷办报刊、组团体、翻译书籍、集会演讲，传播新知识、探索新思想。热血青年，关心时政，探讨改革，相互论辩，改良派主张渐进改革而行君主立宪，革命派主张推翻满清帝制而建立民主共和。随着对清廷“新政”日渐失望，倾向革命的留学生日益增多。1905年早年留洋的孙中山与留日学生黄兴等在东京组织革命团体同盟会，走上武装反清道路，陆续有近千名留日学生入盟，成为革命团体的主体与骨干。
留学生回国后进入多个行业，最为集中的是政界、教育界和军界。1905年至1911年，清廷共举行七次留学毕业生考试，总计约1400人合格，被授予举人、进士出身，其中留日学生占90%以上。有近千人被授予官职，大部分被分派入中央新设的学部、外务部、民政部、法部、农工商部等任职。在地方各级新政部门、咨议局中，也有不少留学生。他们成为清末民初推进各项新事业的基干力量。孙中山带领以留日学生为主体的同盟会，领导辛亥革命，推翻满清帝制，创建中华民国。军界形成留学生新军官群体，是辛亥革命各地领导起义的骨干。教育界各级学校的师资教务人员，留学生聚集，成为清末民初新教育体系的创建者，高等院校涌现出第一批科技文化精英人才。留学生翻译出版大批书刊，大力引进西学新知，成为新文化和新知识体系的奠基人。遍布各行业的留学生，在清末民初政权更迭、制度转换的剧烈变革中，成为承接社会转型、由旧入新的人才桥梁。同时，他们身上带着旧时代的痕迹与先天缺陷，也给中国新事业及社会发展打上了深刻烙印。
回望一百多年前清末兴起的“留学热潮”，实为中国社会内部在西方冲击下产生“了解西方”“学习西方”的呼声，但是却被清廷拖延、积压，推迟了60年后才集中迸发。清主政者在旧制度耗尽一切能量而走到绝路之时，才开始人才更新与制度更新并举。社会急速转型，而主政者却走在改革末尾，被自己手中培养的新人才远远甩在后面，使之成了清廷与旧体制的掘墓人，同时也为新制度、新时代提供了一批开拓者。如果这个“留学热”早来60年、40年甚至20年，近代中国的命运可能大不一样。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导）
【参考文献】
①顾明远主编：《中国教育大系·历代教育制度考》，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
②李喜所：《近代留学生与中外文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
③尚小明：《留日学生与清末新政》，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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