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巴马第二任期开始后，美俄关系逐渐走向下坡路。美国指责俄罗斯国内人权问题，并在二十国集团圣彼得堡峰会期间拒绝与普京总统会晤，以此回击俄罗斯为斯诺登提供临时庇护。美俄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分歧加重，在是否继续制裁伊朗问题上开始出现分歧。美俄关系在2013年开始明显降温，2014年3月的克里米亚危机则将美俄关系推向新冷战的边缘。克里米亚危机之后，美国抵制在俄罗斯索契举行八国集团峰会，随后七个成员国易地举行七国集团峰会，暂停俄罗斯在八国集团的成员国地位。不仅如此，西方各国在索契冬季奥运会期间冷落俄罗斯。除了外交上对俄罗斯施压，美国还协同欧盟先后于2014年3月、4月、7月对俄实施三轮严厉的经济制裁，逐步扩大对俄人员、金融、公司和能源产业的封锁，迄今制裁仍未取消，直接打击了俄经济基本面。更重要的是，美国率领北约成员国展开针对俄罗斯的“大西洋决心”行动（Operation Atlantic Resolve），在爱沙尼亚、立陶宛、波兰、捷克等国组织军事演练，涉及科目非常宽泛，甚至派重装部队参与，旨在提升北约的戒备状态，重新强调《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集体自卫原则。以克里米亚事件为契机，美国在欧洲扎实推进北约及其盟友伙伴的安全、军事能力建构，而东欧国家也由过去的模糊、暧昧状态，开始主动向欧盟和北约靠拢。奥巴马政府将美国的全球战略重心转向亚太，需要盟友替美国分担责任和压力，克里米亚危机事实上起到了激活北约集体防务的作用。另外，美国加大了对乌克兰的军事安全援助，派出顾问协助乌改造防务机构。与此同时，美国国防部长卡特2016年5月中旬宣布在罗马尼亚启动反导系统，美国在波兰的反导基地也破土动工，预计2018年完工。美国涉及欧洲反导系统建设的有关举措名义上是为了防范“来自伊朗的导弹威胁”，但醉翁之意不在酒，推进的是美国的全球导弹分层拦截能力，削弱的是俄罗斯对欧洲的战略威慑能力。本来，面对俄罗斯的极力反对，美国还有些顾忌，但克里米亚危机后，美国不再顾忌俄罗斯的反应，对俄步步进逼。经历克里米亚危机之后，美俄关系滑向真正的“新”冷战状态。
特朗普执政时期：美俄能否终结“冷战”博弈？
回顾1991年迄今的美俄关系发展历程，可以发现美俄关系几乎陷入了一个宿命般的循环。如果将冷战结束之初美俄短暂的蜜月时期单独考察，1993年迄今的美俄关系大致与克林顿总统、小布什总统和奥巴马总统的各自两个任期重叠。期间，美俄关系总体呈现出“高开低走”的趋势，并且每隔8年一个循环。美俄关系常常从乐观预期开始，启动多种外交安全议题合作，然后逐渐转冷，并最终进入阶段性低谷。
冷战结束迄今的25年中，美俄合作和对抗的问题领域大致没有显著变化，最重要议题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首先是战略军事领域。这包括美俄如何履行在冷战时期达成的各项军控、裁军协议；双方能否以及如何谈判未来的核武器裁减；美国如何研发并部署导弹防御能力；俄罗斯如何应对美国导弹防御能力发展对美俄战略稳定的冲击等。第二是地区安全架构的建构和发展。即俄罗斯和北约将形成何种关系；北约东扩能否照顾俄罗斯的战略地缘利益；欧亚大陆的安全架构是否依然延续冷战时期的北约主导形态，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扩大，针对俄罗斯的意图愈发明显；或者欧亚大陆能够建构包容俄罗斯的新的地区安全机制，美国主导的西方与俄罗斯实现战略和解。第三是各地区安全议题的处理是否能够尊重俄罗斯的利益，照顾俄罗斯的需求，并且允许俄罗斯参与并且有决定权，这些地区安全议题包括但不限于中亚、东欧、波罗的海、中东以及东北亚等。第四是美国在事关俄罗斯内政以及周边重大地缘利益问题上采取何种态度，是否依然延续塑造、改变、影响俄罗斯的内政外交的冲动和野心，美俄在这些问题上能否做到相互尊重。
美国对上述四大类问题的态度、政策和行为决定着美俄关系的基本状态，同样，俄罗斯在上述问题上的态度、政策和行为反过来影响美国的对俄政策。过去25年中，当美俄两国领导人有强烈改善美俄关系的政治意愿，并且愿意照顾对方重大利益关切的时候，美俄就能够在核问题、导弹防御问题、北约东扩问题、地区安全议题上展开有效合作，并且俄罗斯内政问题不至于掣肘双边关系。反之，当美俄在任何一类问题上的分歧无法弥合时，单一分歧会扩散并影响美俄在其他三类问题上的合作。
冷战虽已结束20多年，但冷战的遗产仍然持续存在，这包括北约并没有随着华约解散而解散，反而不断扩大成员国，并将触角伸到俄罗斯领土外围；俄罗斯所持有的传统领土观念以及在周边领土争议问题上的行为，让美欧等国联想起冷战期间苏联的类似行为。在地区安全议题上，美国更喜欢以冷战胜利者的姿态自居，不愿意尊重俄罗斯在地区安全问题上的发言权和决定权，且其政策损害俄罗斯的传统外交、安全、军事和经济利益。美国对俄罗斯内政的批评指责也令俄罗斯深度怀疑美国的战略意图。这些问题如果无法解决，美俄关系跌宕起伏、时冷时热的宿命难以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