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托利在美国学界最早被人关注并非是其民主理论，而是以政党研究著称，他认为，政党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产物
当人们谈论民主理论时，萨托利的著作至今仍是颇为重要的理论资源。然而，对于萨托利的政党研究，知之者就显得不多。实际上，萨托利在美国学界最早被人关注并非是其民主理论，而是以政党研究著称，他关于西方政党的制度研究取得丰硕成果。萨托利对民主与政党制度的研究，有着内部的延续和逻辑的一致，他对自由民主的拥护，使得他必须关注代议制民主中政党的本质与功能，以及何种政党体制有利于自由民主的巩固。
十七世纪以降，政党开始在欧洲逐渐兴起，并摆脱了过往对其的指责——政党或派系被认为是城邦与国家瓦解的根源。政党作为重要的政治工具，在现代国家政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并且逐渐制度化。它作为一种无可替代的政治参与工具，是公民参与政治的重要途径和手段，反映了现代政治的社会化。如果说二十世纪是民主胜利的时代，那么政党政治则是现代民主的重要特征之一，“无政党，无民主”。由此，政党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政党类型，对政党的研究也逐渐增多。但是，学界长期忽略了一些根本性的政党政治难题：政党为何出现？ 为何会有如此多不同类型的政党？政党政治与自由民主有着何种关系？这些问题的忽略，传达出来的是政党理论研究的缺乏与滞后。类似于对民主理论现状的不满，由于认识到政党理论研究的不足，萨托利开始了他对政党及其体制的研究。
萨托利首先回答了关于政党的一般理论问题，阐释政党如何及为什么出现、它们的功能及其与民主的关系。萨托利认为，理解现代政党概念有三个核心内容：第一，政党不是宗派；第二，政党是整体的部分；第三，政党是表达的渠道。通过对“政党”概念的词源学考察，萨托利首先区分了宗派和政党的不同，并粗线条地勾勒了西方社会自近代以来对政党的态度的演变过程。这一演变的趋势是从把政党当作宗派而拒绝到为政党政治的必要性提供理论辩护，政党自身也由贵族化走向平民化，符合现代民主、自由、平等的潮流。在这一过程中，政党是作为现代政治的产物，政治思想家们逐渐把政党与合法性、多元主义等问题联系起来，并且试图说明开放的、多元的现代社会需要政党，无论是一党还是多党。
萨托利运用部分与整体的分析框架来分析政党的类型。他把政党分为两大类型：作为部分的政党与作为整体的政党。作为部分的政党，它们成为政党体制的一个次体系，服务于多元利益，成为利益组织、互动、表达自身的机构。总之，作为部分的政党表达着多元利益，成为服务多元整体的工具。
从理论上阐释清楚政党的概念、功能之后，萨托利用政党数目、政党之间的意识形态距离和是否允许平等竞争作为主要坐标，区分了九种不同类型的政党体制，力图覆盖各类国家和地区，从而大大拓展了政党研究的领域和政党制度的可比性。在他之前，许多研究者依据政党数量将政党制度简单化为一党制、两党制、多党制三种类型。萨托利对政党体制的类型学划分中，尤以对党国体制有着精彩论述。延续此前的部分与整体分析方法，他指出，区别于多元民主社会下的部分论的政党竞争体制，党国体制背后蕴藏的是一种整体论的政党观，单一政党不再是整体的部分，“单一政党可以被看作是国家的复本”。受限于语言的贫乏和词语使用的习惯，“国家体制”常被称为一党体制，政党的作用不在于服务社会和承认利益多元，而是服务于国家。
萨托利的政党理论不仅解释了现代民主的多元和竞争性，也能够解释非西方式民主国家中的政党政治，具有普遍的解释力。当1976年《政党与政党体制》一书出版后，此书其后在多个国家一版再版，经久不衰，被视为是关于政党理论研究的经典之作。2006年，《政党与政党体制》由商务印书馆在中国出版，萨托利的政党理论研究为中国读者理解现代政党政治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文本。萨托利在其政党研究中提及了中国的政党政治，并提出一些论断，但是受限于他的民主理论信念和预设，使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政治未能抓住关键之处，存在着理论上的偏颇。对于中国政党政治的理解，特别是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理解，未能作深入的研究。
斯人已逝，但其对民主的信念却遗留于世。萨托利终其一生关注着现代民主的观念及其建构，对政党及政党体制的研究不过是民主制度建构的重要内容。他的著作与文字展示了他对现代政治生态与政治理论的关注，这既是源于他年轻时的纳粹政治经历，也源于他对政治学理论研究存在的不满，他既不满于现代政党基本理论的不足，更不满于“民主”概念的分歧所导致的思想混乱。虽然萨托利很少关注、参与到现实公共生活之中，但是晚年的他，显然不再满足于久居学术研究的象牙塔中，而是涉足到现实的政治生活中。2002年，作为政治评论家、专栏作家的他，与文化界人士发起组织“自由与公平联盟”，以此反对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对意大利公平、平等选举政党政治的腐化。
由于萨托利对于理想自由民主的幻想，对于现实生活中诸多社会不平等的忽视，使他的民主和政党理论忽视了现实政治生活的诸多不利民主的因素。进入新世纪以后，西方学界掀起了对代议制民主，更准确说是对选举民主和竞争民主的不满，认为选举、政党竞争是造成西方民主合法性危机的根源之一，协商被看作是弥补西方代议制民主与政府的一剂良药。与此同时，欧洲政党竞争越来越出现极端型的意识形态争论，左与右之间存在着不可妥协的鸿沟，这不仅加剧了多元社会的分裂，也造成了民主政治的断裂。上世纪六十年代，萨托利面对处于乱麻中的民主，用其最杰出的头脑澄清民主的概念；面对新世纪处于十字路口的西方民主，不知这位二十世纪著名的民主理论建筑家将如何看待，又将如何在混杂与歧义的民主观中认知民主。
（作者系深圳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助理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