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政策分析:特朗普新政对中国挑战较大
美国建国之后,依托来自英国的自由主义传统,在一个没有历史包袱的广袤大陆上建立了完善的政治体制,并形成了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模式。这种小政府、大市场的市场经济模式是美国经济体制的内核,但在不同的经济环境下政府的边界也会相应扩大,比如1929-1933年的大危机时期、2008年的美国金融海啸之后。总体来看,政府和市场的力量在美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呈现出此消彼长的演进态势,并由此塑造了美国的经济模式。
与之相对应的,中国则由“治水”传统和儒家理念形成了大一统的管理模式,政府处于绝对主导地位。建国之后,中国借鉴了苏联的政治体制和计划经济模式,初步形成了完善的工业体系,但市场始终处于被压制状态。改革开放之后,政府边界逐渐后退,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形成并完善,特别是十八届三中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进一步明确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一)美国历任总统的执政思路
1、从自由主义到凯恩斯主义
美国自由市场经济的理论渊源可以追溯到18世纪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思潮,该思潮主张摒除政府对于经济事务的干预,认为自由贸易是国家经济发展的最佳途径。从整个19世纪直至20世纪早期,经济自由主义都盛行于美国,并形成了政府监管少、自由度高、更强调效率、发挥个人主动性、鼓励首创精神的经济模式。
一战之后,美国超越英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在经历了空前繁荣的20世纪20年代之后,1929年大萧条爆发,使包括美国在内的资本主义国家遭受重创,并激化了各种矛盾,引发了随后的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摩擦,为二战爆发埋下了伏笔。在此期间,罗斯福总统“新政”首创了运用政府“有形之手”克服衰退、振兴经济的成功经验,凯恩斯主义由此开始影响美国的经济体制。
二战之后,杜鲁门总统继承了战前罗斯福总统“新政”的衣钵,向国会提出了包括扩大开发自然资源、扩大公共住宅计划、实行国民健康保险、制定充分就业法等内容的“二十一点”内政咨文。在这份经济纲领的指导下,美国政府把许多军工企业转向民用生产,把部分国营企业和运输设备廉价出售给私人,使得公众固定资本投资迅速增加,再加之居民消费需求迅速增长以及世界各国从美国进口商品的增加,美国顺利实现了以民用工业为中心的经济增长。美国还利用它的霸权地位,主导建立了IMF、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WTO前身),形成了稳定的国际经济秩序,引领资本主义各国进入发展的“黄金时期”。
2、里根经济学:新自由主义回潮
1973年爆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中断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长达2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并带来了棘手的滞胀难题。滞胀的产生,同美国战后奉行的凯恩斯主义密不可分:一方面,财政赤字不断增加,债务不断扩大,货币超量发行,为通货膨胀埋下了种子;另一方面,投资和信贷的增加,刺激了社会需求,鼓励了超前消费,破坏了经济危机使生产与市场暂时恢复平衡的机制,使日益严重的生产过剩状态被掩盖起来。这些负面因素积累到一定程度,一旦与某种突发性事件(如石油危机、经济危机等)相结合,必然会引发“滞胀”。
为拯救美国经济,1981年上台的里根一反凯恩斯主义传统,结合供给学派、货币主义、新古典主义的思想,形成了“里根经济学”。里根经济学包括限制政府干预、紧缩政府开支;实行税制改革、降低边际税率;紧缩货币政策,推行公平贸易;发展民营企业、调整产业结构等等。里根经济学,同英国撒切尔夫人的政策一样,反映了自由主义的回潮,并引起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效仿。
通过推行这些政策,里根经济学成功引导美国走出了滞胀危机,被称为罗斯福新政以来“第二次美国革命”。困扰美国多年的高通胀率、高失业率以及能源危机得到了及时缓解,经济结构得到有效优化,经济活力也很大程度上被释放。里根经济学为保障长期经济增长构建了良好的制度框架,为美国稳固其世界霸主地位提供了坚实的保障。继任的老布什总统虽然在军事、外交领域表现活跃,但在经济政策上乏善可陈,其上台后基本上沿袭了里根政府的衣钵,因而被视为“没有里根的里根政策”。
图为历任美国总统的执政思路(1) 资料来源:经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整理
3、克林顿:“第三条道路”
克林顿1992年参选美国总统时,面临的是高赤字、高失业等状况,因此他提出了“问题在经济,笨蛋”的竞选口号。他上任之后,并没有走传统民主党的自由主义道路,而是选择了中间道路,提出了“新民主党”政治,在继承民主党传统基本价值前提下,吸收共和党的某些主张,把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融合在一起。
在政府定位上,他放弃了扩大政府职能的传统民主党政策,而寻求对政府角色的重新定位,即把“大政府”变成“有能力的政府”;在发展战略上,由过去追求经济增长速度转向提高经济效益和经济质量,战略重心转向低通货膨胀下的经济稳定和适度增长;在刺激经济方法上,由鼓励消费转向鼓励投资,从民主党传统的重需求转向重供给,实施着眼于未来的投资政策,强调人力资源的、基础设施的投资和科学技术的投资等,以增加公共投资来刺激经济发展;在财政政策上,克林顿一改民主党传统的“减税增支”做法,实行增税节支政策,以实现平衡预算。尤其第二个任期后,克林顿把削减预算赤字作为中心内容,但也向共和党做出一定的妥协让步,接受共和党国会提出的节支减税并举的7年平衡预算计划,实行小规模减税;金融政策上,克林顿一改凯恩斯以货币供应量的增减作为对经济实行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改以利率作为货币政策主要工具。
克林顿任期内,美国经济实现了有史以来最长的增长周期,被称为“新经济”。克林顿政府在2000年度的《总统经济报告》中,从政策角度将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的成功归因于经济政策的三大支柱:一是财政约束,以有利于降低利率和刺激投资;二是投资于教育、医疗保险和科技,以迎接21世纪的挑战;三是打开国外市场,以使美国能够有更好的机会参与海外竞争。这些政策为新经济的繁荣创造了基础条件。
4、小布什政府:混合型经济政策
小布什政府奉行的是“混合型”的经济政策(即结合了凯恩斯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为了应对上任伊始“互联网泡沫”引发的经济危机,布什寄希望于凯恩斯主义的“反危机”概念,即通过政府强干预来刺激经济,并且通过与前几任总统类似的大减税政策来缩减政府开支。不过,布什政府也推行自由经济的理念,让市场自由分配资源,发挥市场本身的调节作用。布什致力于放松企业的管制,打击市场垄断,创造有利于竞争的市场经济,将自由经济的理念注入到对外贸易以及金融业,致使华尔街在其任内空前繁荣,这也为任期末的全球金融危机埋下了祸根。
2006年以前,小布什政府使美国经济成功走出了衰退,进入恢复性增长的阶段。非农就业数据持续攀升,失业率也成功被控制,双高的赤字使得弱势美元成了必然的选择。不过2008年爆发的次贷危机让布什政府晚节不保。虽然有国际因素,但低利率政策导致的房地产的虚假繁荣难辞其咎,外债上升导致的美国经济失衡也成为诱因之一。
5、奥巴马政府:凯恩斯主义归来
在金融危机中高举“改变”口号的奥巴马总统,推行的是一种实用主义的经济哲学。奥巴马经济学与凯恩斯主义有很大相近之处,他直接采用财政政策对经济进行干预,以防止美国经济过大幅度的衰退。2009年1月就任美国总统以后,奥巴马就提出了总额为7800亿美元的经济复兴计划。奥巴马经济政策的转型,预示着新自由主义的终结。
除此之外,奥巴马政府还推行了加强金融监管的政策,通过了史上最严的《多德•弗兰克法案》;推行“出口倍增”计划,并通过TPP来重返亚太;推行清洁能源计划,减少原油进口;在联邦基金利率降至接近于零的区间之后,实施了大规模量化宽松政策。总之,虽然美国经济遭遇到全球金融危机和新兴国家经济崛起的双重打击,但奥巴马政府的这些措施确实稳住了美国经济的阵脚。在欧洲、日本等国家尚未走出衰退的阴影时,美国经济已经开始复苏,并于2015年12月首次加息,走上了货币政策正常化的道路。
图为历任美国总统的执政思路(2) 资料来源:经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整理
(二)美国两党执政思路的异同
战后美国民主、共和两党经济政策都有其自身的传统与特点,基本核心价值并不随着环境的改变而改变。不过,70年代以后两党的政策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趋同,出现了一些偏离本党一贯执政思路的现象。
1、民主党与共和党的不同核心价值
民主党主要信奉凯恩斯主义,在财政政策上反对传统的收支均衡政策,主张扩张性的财政刺激,通过联邦政府的减税增支政策扩大整体需求。在货币政策上,民主党总体主张宽松的货币而并不看重稳定物价的目标。在国民经济供给与需求的平衡中总体偏向于需求侧的发展,普遍将更多重心放在财政和货币政策上。近几任总统中,克林顿强调将传统的凯恩斯主义和保守主义经济政策相结合的新凯恩斯主义。奥巴马更是在金融危机的烂摊子下大力推行政府干预,偏向于一种实用主义的经济哲学,基本继承了凯恩斯主义的框架。
相反,共和党总体信奉保守主义的经济思想,强调财政上的总体平衡。货币政策方面强调稳定物价,压低通胀,偏好紧缩的货币政策。与民主党不同,共和党总统在国民经济供给与需求的平衡中注重供给而轻需求。在经济发展的目标上致力于控制通货膨胀,对失业并不十分重视,以至于共和党时期美国整体的失业率都偏高。共和党总统普遍反对政府对经济的过分干预,主张推行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里根,老布什以及小布什任内保守主义的思想大行其道。如里根经济复兴计划包含了减税、降低联邦政府开支、减少政府对经济的管制及控制货币增长率等大量保守主义内容。1988 年老布什上台后基本上沿袭了保守主义经济政策,其经济政策常被看成是“没有里根的里根政策”。小布什也认为美国经济的发展主要在家庭和个人,并不在于政府,低税,贸易开放的国家比集权式且税负重的国家更容易积累财富。
2、两党政策的趋同与融合
从近几十年的演变来看,两党政府政策并不是那么绝对地泾渭分明。面对不断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近20年来两党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融合趋势。比如里根时期的保守主义思想不仅被同为共和党的老布什以及儿子小布什所继承,对90年代民主党的克林顿也有较大影响。1992年当选时,面临高赤字、高失业,克林顿并没有走传统民主党的自由主义道路,而是选择了中间道路,提出了“新民主党”政治,在继承民主党传统基本价值前提下,吸收共和党的某些主张,把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融合在一起。
除此以外,共和党总统小布什也吸取了部分凯恩斯的精神。为对付经济急剧减速,布什政府采取凯恩斯主义“反危机”的理念,通过政府干预刺激经济。特别是通过大规模减税增加消费者开支和企业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所以,两党的经济政策差异在现代世界经济体系中并不那么明显,更多时候是一种左右偏离,但是两党基本的核心思想依旧维持不变。
(三)特朗普新政的分析与展望
1、实用主义、孤立主义、民粹主义的特朗普政策
虽然奥巴马政府使美国经济快速走出危机,但其一系列政策也导致了贫富分化加剧、就业岗位流失、经济活力下降等问题。2016年,商人出身、没有任何从政经验的特朗普当选新一届美国总统。“特朗普新政”的核心内容包括三个方面,即加大财政扩张力度、实行贸易保护主义以及放松金融管制等。
一是加大财政刺激力度。特朗普的财政刺激政策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全面减税。其减税主张包括:对收入少于25000美元的个人与少于50000美元的夫妇不征收联邦所得税;将个人所得税的最高税率从39.6%降低到33%,所得税累进档从7个简化为3个,分别是12%、25%和33%;将企业所得税由35%降为15%,废除遗产税,一次性遣返企业海外资产所得税等。另一方面是加大基建投资力度。特朗普在竞选中提出,新政府未来十年内将实施1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2月28日,特朗普在国会作就任总统以来的首次演讲时重申,要实现美国基建的1万亿美元投资,并创造数百万的新工作机会。计划的重点包括道路、桥梁、隧道、机场和铁路,资金将来自公共以及民间部门。这一行动将以两个核心原则作为指导:购买美国商品,雇佣美国人。
二是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特朗普政府主张用“公平贸易”取代“自由贸易”,即美国需要从贸易伙伴国获取相应的利益,才能继续向该贸易伙伴国开放相应的市场。在外贸方面,特朗普已签署命令退出TPP、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进行重新谈判、拟征收35%的边境税、试图绕开WTO对贸易伙伴进行单边贸易制裁等。在汇率方面,特朗普不断口头干预美元汇率,主张弱势美元以促进出口,并主张以汇率操纵为名对贸易伙伴进行威胁。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特朗普财政政策与汇率政策之间的逻辑难以自洽。在美国通胀率走高且未来将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的背景下,美联储将加快加息进程,从而会推高美元指数,使特朗普希望以弱势美元带动出口、吸引制造业回流的主张难以实现。
三是放松金融监管。2010年,美国通过了《多德•弗兰克法案》。这一法案被认为是美国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苛的金融业立法。自生效以来,银行业的抗风险能力明显提升,金融业的透明度、对消费者的保护也有不同程度改善,但也存在着对金融业过度监管且监管成本过高之嫌。特朗普认为,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经济复苏乏力的主要原因是该法案束缚了金融机构的手脚,增加了融资成本,遏制了投资与消费。因此,上任后不久即签署行政令,要求美国财政部在120天内给出修订建议。
图为特朗普的主要政策 资料来源:经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整理
不过,特朗普要完全实施其经济政策纲领并不会一帆风顺。就像之前发布的“禁穆令”就因各路反对声而威信扫地、新医保草案因为没有争取到多数票支持而被迫流产一样,他要一意推行以美国利益优先的经济政策,固然会受到众多蓝领阶层的欢迎和支持,但无论是美国国内还是国际经济秩序都将使其政策实施不会平顺。虽然特朗普作为成功的商人谙熟于从公平交换中达到双赢的商业模式,但他一再强调“买美国货、雇美国人”,所有政策均以美国利益至上,这种“保护主义”、“民粹主义”的做法同样会引起国际社会的不满和反感。
2、“特朗普新政”的可行性分析
特朗普新政的核心在于传统的共和党政策加上民主党的财政刺激。作为共和党总统,特朗普并未偏离保守主义思想的基调。其延续了里根和小布什的减税、缩减开支、减少政府管制的核心思想。此外,随着特朗普要求美国制造业回归本土,其主张推行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像布什一样,打破市场垄断以及管制,激发有优势的制造业创新的活力。金融政策方面,特朗普主张废除《多德-弗兰克》法案,反映其将自由经济理念注入金融业以及对外贸易的趋势。另外,随着全球通胀压力的抬头,预计特朗普会延续共和党一贯的紧缩货币政策,将稳定物价作为执政的主要目标。不过,特朗普大力推行基础设施建设,倒是与共和党提倡的“小政府”理念背道而驰,反而是汲取了民主党凯恩斯主义的思想。
特朗普的政策主张过于大胆且偏重实用主义,存在较多似是而非且自相矛盾之处。同时,由于美国总统的权力受到国会制衡,预计新政全面落地的可行性不高。
首先,财政扩张政策落地的难度较大。根据美国税收基金会的测算,如果特朗普的减税政策得以全部实施,任期内将使美国的联邦税收减少4.4-5.9万亿美元,从而将大幅增加美国的财政赤字。但在增加财政赤字问题上,特朗普将面临重重阻力。一方面,在美国经济增长并不存在明显压力的背景下,美国当前的赤字率进一步上升空间有限(2016年美国财政赤字出现了自2009年以来的首次上升),另一方面,共和党在扩大财政赤字方面的态度并不积极,美国国会数十年来形成的支持财政纪律的机制也可能对特朗普形成制约。预计最终能够实施的财政刺激方案将会大打折扣。
其次,贸易保护政策将趋于温和。作为一名商人出身的美国总统,特朗普重视实际利益和美国本土利益,轻视意识形态和全球责任,敢于打破思维定式并且不按传统套路出牌。全球已经见识了他退出TPP、重新谈判NAFTA的雷霆手段,但这种“公平”贸易的政策也会导致与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摩擦大幅增加。考虑到商人的逐利本能,预计特朗普应不会采取过于强硬的惩罚性措施,而会以此为筹码,换取对方的利益让渡,爆发全面贸易战的可能性不大。如果特朗普的态度软化,不排除美国与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签订新的广场协议,由各国配合美国维持美元的弱势局面。
最后,放松金融监管面临的阻力相对较小。特朗普将过多的监管理解为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牵制,并宣称要砍掉75%甚至更多的监管规定,是其保守思想的集中外化表现,也是顺应时势而为的自然反应。在美国已经走出金融危机阴影,且金融政策逐渐正常化的背景下,市场不再向政府寻求更多的保护,而是趋于向市场寻求公平发展和交易机会,重返市场交易梗阻更少、监管和行政干预更少的效率模式。特朗普关于放松金融监管的主张有望得到包括普通民众和华尔街精英在内的普遍支持,因此,预计此项政策面临的阻力最小,近来金融股的大涨即是对这一政策的乐观预期。
3、“特朗普新政”的影响
从美国方面看,特朗普政策可能在中短期实现美国经济动力切换,由依赖消费转向投资和制造业,并加快美国经济增速和物价上升幅度,推动美联储更快加息。
特朗普在竞选中喊出了“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他的所有施政目标都是为了实现促就业、振经济的目标。首先,如果特朗普能够实现减税,将明显增加企业和个人的收入,加快国际资本向美国回流并增加消费支出,为美国经济注入新的动力;其次,去监管政策将会提升银行业的盈利能力。据估计,像高盛、花旗银行、美国银行等投资银行业务占比较高的金融机构,投资银行业务收入至少增长10%以上,再考虑到监管成本的减少,未来银行业利润增速有望超过10%;最后,贸易保护政策效果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贸易保护虽然会在短期内增加国内的就业机会,但是以进口价格的上升和消费者的福利损失为代价的,如果招致对方的报复,很有可能两败俱伤。
尽管特朗普比较特立独行,但是其执政的大框架并没有脱离共和党理念太多:历史上共和党执政一般都会出现减税刺激经济,带动投资,从而有利于部分大宗商品价格的反弹。当前,特朗普的政策可能促使能源、汽车、基建等加快投资,再加上强劲的房地产销售可能再次带动房地产投资。美国经济在接近美联储的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的双重目标情况下,特朗普政府的政策有望进一步加快美国制造业好转,物价压力加快上升,我们预计美联储2017-2019年将加息6-10次。
从全球视角看,特朗普的政策组合叠加美国加息周期,将使未来三年全球经济的运行不同于过往,全球可能进入一个强美元、金融动荡加剧、通胀中枢上移的时代。另外,全球多数国家的货币政策,也可能随着美国加息回归正常,而财政政策(尤其是减税)则随美国的财政扩张而扩张。两者的并存使得全球金融波动程度大幅提高。
首先,美国加息将导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概率加大。历史来看,美国强加息周期,全球发生金融危机概率显著上升。此轮美国金融强加息周期,则风险可能还是在某些外债比较高的新兴经济体(特别是拉美和中亚的一些国家)。其次,逆全球化的一个后果可能是类滞胀。经济方面,国际分工的收缩与贸易摩擦的加大等不利于经济增长;通胀方面,美国制造业回流令全球生产成本更高,贸易保护与关税增加商品价格,限制移民的政策增加劳动力成本等。最后,全球宏观政策或由货币政策切换为财政政策。美联储加息周期将会促使全球货币政策回归正常化,并导致全球流动性出现拐点,而美国对企业、个人所得税的减免则会加大各国的税收竞争,主要经济体将被迫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
从中国方面看,特朗普新政带来的挑战较大。首先,美国是中国最大的出口目的地,如果美国保护主义增强,中国出口有可能会受到冲击,拖累经济增长。贸易下降会导致经常账户恶化,加大汇率贬值压力;其次,美国通过产业保护政策和奖励措施鼓励国内制造业发展,高端制造业回流美国,将会影响中国制造业生产和投资;第三,美国进入加息周期,中国的货币政策将面临两难:如果选择跟随,将会加剧经济下行压力;如果选择独立,则会面临资本流出和汇率贬值压力。当然,特朗普新政对中国的影响不完全是负面的,也存在一些机遇。比如,美国削弱亚太再平衡战略,否决TPP,中国与亚太国家的经贸合作关系有机会加强,有助于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而特朗普的实用主义倾向,也会使中美之间开拓新的合作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