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在需要国有经济在一些竞争领域存在，国家需要有更多的经济控制力。因为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人口最多的国家，面临经济、政治、军事等众多国际挑战。古今中外经验说明：任何一个国家处于这种情况下，都应该和必须加强对经济控制力。
●中国在现阶段，在关系国计民生的材料、装备制造、金融、信息、能源等竞争性领域，国有经济需要有足够的存在。这些领域，虽然国有资本要控股，但是，也必须完全按市场规则运行。
●目前的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固然与世界性危机和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有关，但是，与近十年来民营经济发展空间缩小、没有获得应有的扩大有关。
深化国有企业的改革是现阶段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因为它关系中国经济基础和巨量资产的经营效率。尽管中央的改革决心很大，但是，改革的难度和阻力似乎不亚于改革的决心。我们必须理性地、深刻地认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处的阶段及其所决定的国有经济的地位。这是国有企业改革的认识论基础和现实背景。否则，将无法确定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内容、重点和难点，也无法正确选择改革的方法和措施。
国有企业改革的现实背景
背景一：现在处于“多期叠加”阶段。
20世纪80年代开始改革开放，标志着中国进入加速工业化和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阶段。从小的阶段划分，以2007年世界性经济危机为标志，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一阶段对于世界许多国家来说，可能只是新一轮经济周期波动的危机和萧条期，即经济增长低谷期和经济结构调整期，而对中国来说，是所谓的“几期叠加”：第一，与世界经济周期波动一致的经济增长低谷期(尽管危机到来后的前几年我们极力反周期保持了增长的高速，但是后几年还是规律性的增长速度下滑)；第二，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后，进入“新常态”和增长速度换挡期；第三，进入了与世界经济危机一致的强制性、被动性、阵痛性调整期，也是作为发展中大国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到中等收入阶段后产业结构的主动性重大调整期；第四，前几年为了保增长所实施的强刺激经济增长政策的消化和调整期。可谓“多期叠加”，情况非常复杂，很容易造成认识和判断失误。
背景二：中国现在还没有走出经济危机。
与世界多数国家一样，还没有走出世界性经济危机。经济增长动力不足、下行压力大、金融风险加大。经济增长率下滑、资产价格变动、通货紧缩、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率较高等等。
背景三：中国处于正在崛起的关键阶段。
中国正在崛起却还没有崛起，困难还很大。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和国际社会的准确认识、战略和策略、近期的改革和发展速度和质量，特别是对国有经济的定位和国有企业改革。中国的发展正在导致世界各国相对地位的变化，不同国家对这种变化有不同的心态和应对措施。既有的发达国家没有明显的衰落迹象，一些发达国家按照既有的、长期的思维习惯看待中国的发展，不相信中国和平崛起的战略，对中国高度警觉和极力遏制，另有一些国家对中国的反应也很微妙。
背景四：“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经过十多年的改革实践和理论探索，于1992年10月在“中共十四大”决定上明确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对“关系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认识清楚以后的回答。我们的市场经济体制是有中国特色的，中国特色：一是有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多种所有制经济混合共存的市场经济；二是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中是有党的领导的。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是改革的目标。中国特色是改革的特殊约束条件。
上述关于“现实背景”的内容与国有企业改革是什么关系？背景一和二说明中国现阶段的经济：第一，需要寻求走出危机、以合理的速度增长的动力。国有企业是否改革、如何改革、国有经济的规模数量和结构，既关系国有经济本身对增长的影响，也关系非国有经济对增长的影响；第二，无论是危机对企业、产能、产品等意义上的经济结构的强制性调整，还是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主动性经济结构调整，都需要国有经济在结构上作出调整和国有企业进行改革。背景三提示我们：国有经济规模和布局与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力相关，控制的强弱与国家处于什么发展阶段相关。背景四一方面警示我们：必须勿忘改革初心，另一方面也必须认识到，“中国特色”是现阶段国有企业改革的约束条件。
现阶段国有经济的科学定位
现阶段国有经济状况如何？理论上，“国有资产”、“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是三个高度相关却不相等的概念。本文的“国有经济”是指经营性国有资产，包括独资的国有企业资产和国有控股、参股企业中的国有资产。论及国有经济的数量时，一般有国有总资产规模、净资产规模、创造的GDP占GDP总量的比例、企业数量、产业覆盖面等。
国有经济在现阶段的中国到底如何定位、生存的合理空间如何？既需要考虑国有经济在一般性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定位，又必须分析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的阶段性特征，其实就是分析清楚国有经济存在的一般原因和特殊原因，否则，定位可能不准，改革也可能失误。只要是市场经济，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就必须、也必然起基础性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不可能例外，这是共识，也是实践证明了的。由于国情不同，发展阶段不同，面临的国际环境不同等，这些是决定国有经济规模、空间和产业布局的主要因素。
我们是市场经济体制，需要有国有经济的一般性存在空间：第一，市场失灵领域，国有经济必须主体性存在，即必须提供公共产品。也可能与非国有资本联合提供，但是只能是国有资产为主体；第二，一些自然垄断行业，虽然产品不是公共物品性质，但是，国有资本垄断有经济上的相对优势，国有资本以国有垄断企业形式存在，也可能吸收非国有资本参加，国有控股。
但是我们的国有经济存在空间不能以此为限，应该扩大。第一部分的背景三提醒我们：中国现在需要国有经济在一些竞争领域存在，国家需要有更多的经济控制力。因为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人口最多的国家，面临经济、政治、军事等众多国际挑战。古今中外经验说明：任何一个国家处于这种情况下，都应该和必须加强对经济控制力。现代市场经济国家代表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都是如此，前苏联也是如此。因此，中国在现阶段，在关系国计民生的材料、装备制造、金融、信息、能源等竞争性领域，国有经济需要有足够的存在。这些领域，虽然国有资本要控股，但是，也必须完全按市场规则运行。
国有经济现阶段如此定位符合十五届四中全会的决定：“国有经济需要控制的行业和领域主要包括：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的行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骨干企业。”
总之，中国现阶段，国有经济的存在，不能走向两个极端：一是不能信奉所谓标准自由主义经济学，认为国有经济仅仅需要存在于市场失灵领域。极端自由主义经济学甚至认为市场失灵都不存在，国有经济不需要存在；另一个极端就是夸大国有经济的功能和存在空间，甚至否认市场经济体制的一般特征和要求。
至于国有经济的总量、比例及其变动是否合理，要具体分析。改革开放以来国有经济总量、比例一直是变动的，这种变动有时是合理的，不一定能说明国有经济绝对量和相对量是否合理。如果有必要，总量大一点、比例高一点也是合理的。如果没有必要，可能相对较低的比例和较小的量仍然可以视为不合理。关键是看结构、布局、控制力及其对其它所有制经济的影响的性质和力度。
促进民营经济发展
保持经济发展动力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就有国有企业“抓大放小”和垄断行业“主辅分离”的改革和相应的国有资产退出。目前的国企改革，可以吸取那时的经验和教训，结合现在的情况有所创新，因为现在的资本市场等方面的条件与当时有了很大不同。现在的企业国有资产，依据企业性质(独资、控股或参股)的不同可以在资本市场交易等。当时的问题主要出在“管理层收购”，现在应该不允许这种方式。在国企改革的过程中，既要避免一些有某种权力或便利或“关系”的人借机发国有资产“退出财”，又要服从市场定价原则和损失最小化原则，正确理解“国有资产流失”。有些地方尝试把一部分企业国有资产所有权直接划转到社保基金理事会，这笔资产没有进入社保基金，只是分红收益进入基金，由理事会和国资委分别派代表国有资产的董事进入经营性企业。笔者以为，如果把部分国有资产出让后所得资金直接入社保基金，是合理和可取的，是真正一举两得的改革。
我们要从保增长动力、防资本外流和提高国有经济效率和控制力等多维度认识国企改革的战略意义。
向改革要红利、要增长的动力，实际上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国有经济的结构调整来获得。1988年以前的改革是增量改革，即允许私有经济发展和国有企业的承包制为主的改革推动经济增长的，1989年至1991年增长速度下滑与民营经济增长乏力相关。1992年开始，又是通过国有企业抓大放小、垄断行业主辅分离、推动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使得民营经济获得巨大空间而推动经济获得长期高速增长的。2008年危机以来，前几年靠着各级政府的投资支撑，使得经济保持了几年继续增长，使得危机滞后了几年出现。目前的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固然与世界性危机和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有关，但是，与近十年来民营经济发展空间缩小、没有获得应有的扩大有关，尤其是近几年民营资本投资积极性明显下降有关。因此，给予民营资本发展的空间和积极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是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动力。(作者系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院长 黄少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