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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往】
2009年春，在北京医院一间僻静的病房里，重病中的任继愈艰难地书写下几个名字，交给了我。他写了梅贻琦、胡适、傅斯年，却没有写蒋梦麟。
“我佩服梅贻琦，我不佩服蒋梦麟。”这是任继愈先生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对我说的。
任先生是一个温文尔雅的人。一般他只用肯定语，言外之意让你自己领会。然而此时，他却用了一个强烈的对比，对自己的校长提出了指责，语气刚毅。
西南联大学人普遍对梅贻琦校长怀有深刻感情，不分“三校”之界限。抗日战争是一场“国难”，我懂得，任先生这话直接针对两位校长在忧患中不同的担当态度。
从东三省沦陷，梅贻琦已知，中国“与日本一战”不可避免。他清醒而敏捷，提前转移清华设备与物资，将预备建校的工程款放到长沙去盖楼，为后来的师生提供了战时教学的可能性。梅贻琦也从此肩负起北大、清华、南开三大名校的存亡之责。
梅贻琦有“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浩然大气，有八年“不弃不离”的职责坚守。蒋梦麟则初始反应迟钝，致使北大面对“七七事变”猝不及防。及到了长沙，面对简陋的校舍他颇无信心，将“长沙临大”称为“由混杂水手操纵的危舟”。很快，蒋梦麟离开了这条惊涛骇浪中的船。
任先生的话蕴含着对战时大学艰难玉成的体验，及他终其一生对志节的追求。
同年夏天，任先生辞世而去。仲秋时节，我登台湾，代他一一祭扫诸校长墓地。
忧 患
任先生代表着那一代“生于忧患”的学人。在西南联大，他前半段是学生，后半段是教员，与这所大学相始终、共命运八年。
“七七事变，正值暑假。那时我家在山东，回不来了，报纸上有个广告，说是北大、清华的学生到长沙去集合。”
任继愈去长沙报到。开学后，爆发了“是上前线还是继续读书”的激烈争论。一些学生上了前线。争论由钱穆作了归结：为国家保住“读书的种子”，用上前线的精神来读书。
住在岳麓山寺庙里，夜间，任先生听见虎啸，早上出门，看见寺院外树枝上的虎毛。在这半壁山河里，他兴致盎然地考察，看到儒道释同居一山的景观。当时，他离毕业还有一年，正在考虑自己在哲学中的研究方向。
任先生有一张刚到达昆明时的纪念照片：一个穿着灰白色棉军服的青年。那套服装是当年长沙临时大学的“步行团”离开长沙奔赴昆明的时候，张治中将军送给他们的，一人一套，还有雨伞水壶等行军装备。
日本飞机轰炸长沙校舍，对学校大有跟踪追迹歼灭之意，“长沙临大”大批师生家属从香港绕越南去昆明，同时组织了一批志愿者步行转移。
这是一个悲壮的支撑。学校当局认为，如果全体人员都从海外转移，那将是一种耻辱。必须有一支人马代表着这个学校，从还存在着的国土上走过去。
闻一多等选择了步行，任继愈选择了步行。在采访中，我发现很多有志向有刚性的学长都选择了步行，也许是步行练就了他们后来的刚性和志向，也许他们本来就有些与众不同。
任继愈说：“当年国弱，而‘民气’依然不可被征服，是当时鼓舞和支撑师生们的一个精神源泉。”步行团走过贵州，一路上见到人民背盐为生。“我看到中国的民气始终不衰，穷困是穷困，志不穷，人穷志不穷。所以骂人当汉奸是最重的一个词，比骂他祖宗什么的都还重。”
“我们中国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就是从上到下不愿当亡国奴。老乡们也是这样。小日本非把它打跑不可。当时的生活很困难，很痛苦，但是日本人来，他就不能忍受。打日本，他们是很积极的。有志气，民族志气。那时候，我就感受到中华民族的文化是渗透在穷乡僻壤里头，不光是在上层。所以我从那时起就专攻中国哲学史，过去我在大学学外国哲学多一点。”
正是通过步行，任先生对这个苦难中的民族产生了深刻的理解与信心，从而选择他一生的事业。这样志存高远的学人，在那个时代不罕见。他们成为中华民族复兴之路的中坚。
西南联大文、理、法学院在云南蒙自栖身时，师生们常去一个小铺喝粥。吴宓教授为小铺主人写过一副对联：“无名安市隐，有业利群生。”任先生专门讲了这件事。他说，那位熬粥的雷氏非一般市井之辈，他常与联大的师生们交谈，从时事到历史。
那个时代的大学鸿儒，对于边地和民间具有深刻的理解与同情、欣赏。大学“南迁”之旅，使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精神走出了象牙塔，士大夫之气节与民间之民气相遇、相激励，这是一次民族精神的再造。
任先生坚持着这条“接地气”的道路。他曾对我说：“我很喜欢云南人这个民风，非常朴实，这个非常可贵。”令先生深深怀念的，是当年战时大学那股精神有追求的浓郁氛围。
在《〈西南联大启示录〉观后感》一文里，任先生写道——
“抗战胜利后，日本投降，西南联大解散。三校各回原址办学，生活条件、教学条件都有了显著改善。三校分开后，各立门户，日子过得还不错，总感到似乎还缺少点什么。西南联大的形象长期留在人们记忆里，历久弥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