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 泊
看一个人对什么事情重视、投入，可以知道这个人的信念和价值观。
摄制电视片《西南联大启示录》是一个艰辛浩繁的工程。我从1998年开始拍摄，到2003年春天在央视播出，其间三次率摄制组采访任先生。他从来没有说过：“为什么不准备周全了，一次问完？”其实，他是有理由这么说的。
任先生是以导师的睿智，海涵与宽容着我步步深入的认知过程的。我访问的内容，从他参加“步行团”的一段经历开始，到总结阶段讲释冯友兰碑文。而最后一次采访，是央视10频道《探索发现》栏目已决定播出，在改版时，需要添加“师生撤离”的细节，我又来央求先生“临阵填空”。
任先生从来没有以“大人物”自居，而是把自己当作是西南联大的一砖一瓦，随时可以添上。他还提供给我一个珍藏本，是日军进北京时拍摄的，那些图片从来不曾问世。
2002年秋，《西南联大启示录》在北大勺园会议厅开研讨会，名家云集，大家都等着任先生来发言。我电话催促，任先生说，因夫人冯先生有恙，故不出门了。
2003年初春，《西南联大启示录》由于一些史实上的异议播出突然遇阻。寒风凛冽中，任先生出现在北大图书馆的石阶前，他一手拄杖，点路前行。他只有一只眼的视力，却不要我上前搀扶，一蹬一蹬地以杖引路，走进会议厅，来参加这个应对“播出遇阻”的校友理事扩大会。
沈克琦先生告诉我，任先生一般都不参加校友会开会。
疾风知劲草。会议上，任先生第一个发言。凛然而来，开口却和顺。他说：“《启示录》是很有意义的好片子，应该大力宣扬。”
任先生让我明白，如何用不张扬的语言，讲出那种“有骨头”的话来。
回到昆明，我给任先生打电话。他问：“咱们的《启示录》怎么样了？”他把这部作品称作“咱们的”，给了我勇气和温暖。
在诸多老校友们的大力争取下，《西南联大启示录》最终重获生机，进而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任先生给我他写的评论文章《〈西南联大启示录〉观后感》，却又告诉我：“不发表，是给你看的。”在文章中，他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表扬这部纪录片，说它真实，不张扬，是“集腋成裘”“积沙成塔”之作。任先生还说，我是“用西南联大的精神制作这片子”的，对我勉励有加。文中没有直接批评“不足”，而是提供大量史实补充了西南联大的“文科成就”，这一方面至今为人们所忽视，也是片子的不足之处。
任先生注重内在传承和知音交流，类于古风。他貌和神谦，内藏铁骨铮铮，将信念贯穿于学术与人生。
“中华民族发展至今，有两个追求是独特的：一是重‘统一’，一是重‘气节’。凡时局动荡、朝代变迁，英雄和诸子百家，都是力图统一天下的。只有‘统一’，才能发展。对中华民族而言，统一是正常的，不统一则不正常。在这些动荡中，‘气节’，是中国人重视的精神情操。”
在文化与“气节”的关系中，始终存在一种精神价值的取向。王国维曾说过：屈、陶、杜、苏四人，即使没有文学天才，凭他们的人品也足以立世而惊天动地。
我将自己的书送任先生，他说：“你的笔很野。”我一愣，他却说：“这很好，别人想野还野不了呢！”
任先生曾对我说：“你到北京，就到家里来。”但有些人拟托我请先生“吃饭”。他却摇头拒绝。
任先生深谙进退之道。到晚年，他精简人生，采取了“无为而无不为”的智者抉择，以高龄之身主持编撰巨型经典，保持自己宁静的环境。
有一次，我从昆明打电话过去，小保姆说，爷爷散步回来，正躺在沙发上休息。
我说，等会儿再打吧。任先生却已经从沙发上起身，接过电话，和我谈起他新注的《道德经》。一周后，他亲手题写的新书就寄到我手上。
任先生说，秦始皇“焚书坑儒”，可是有人将所焚之书的内容背下来，口口相传。这就是“诗书丧，犹有舌”。《尚书》，就是这么来的。他以史为据，点明了知识分子对一个民族所负有的责任，那就是创造和传播文化。
在我与任先生的接触中，从来没有听到过他袭用古人的名言来说自己的观点。他总是说“大白话”，就像《菜根谭》，用最浅显的话。这是他已经形成的文化格式。这使我想到老子的“大音希声”。体味先生的深意，我以为：
一、是在学术上的身份清晰。他是现代人，是研究者，不是重复者。
二、是自信。他认为，以自己的语言完全可以表述今天的观点。
三、是区分。他认为，古今有别，古人的意思不可完全地套在现代的事物上。
四、是重“现在”。他认为，活生生的现实正在发展之中，现代人应当使自己处于一种不断探索与发现的状况下，而不是抱着守旧的陈调。
任先生的“内养”达到了举重若轻的境界。他不用那些张扬的语言，也从不给别人以紧张感，总是淡淡的，轻言细语，时夹以“哎”，表达一种会意。
中国古人以“气”论“道”。任先生正是一个“打通了气脉”的知识分子。这股“气”贯穿他的学术生涯，支撑他的多舛人生。他正是那位可以使我沉静下来、完成一点事情、抓住岁月的道与德之师。
与任先生的情谊，令我想起那句古话：“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