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性继承才能获得巨大发展
梁永琳：中国人物画是中国传统绘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从最早的“传神写照”“以形写神”，逐渐发展而形成自己写意的风格。事实上，文人画中的人物画并非一种写实存真，而是画家自我情感的表达。20世纪以来，随着徐悲鸿、蒋兆和一代画家的探索与努力，中国人物画进行了写意与写实的探索，对中国人物画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进作用。
刘大为：中国画有着悠久的历史，其中人物画最为久远。从史前的阴山岩画到彩陶纹样，从商周的青铜纹饰到先秦两汉殿堂、墓室壁画帛画，从魏晋的佛画、线描到隋唐的卷轴重彩，中国人物画至此已形成完备的表现形态。此后，历经宋元明清，工笔重彩的人物画受文人画影响而变为水墨写意人物画，形成了与西方再现写实人物画截然不同的，重神韵、重笔情墨趣的东方艺术风采。
中国人物画传统的形成，既和毛笔作为书画工具，帛绢宣纸和水墨作为绘画媒材密切相关，也是儒道所崇尚的“绘事后素”“道法自然”和“人与天一”等哲学理念的审美表现。然而，中国人物画艺术特征的形成，也是在不断汲取外来艺术养分基础上逐步创新性发展的结果。譬如，奠定中国人物画理论基础的顾恺之，提出了“传神写照”“以形写神”“迁想妙得”这些传之千古的美学命题。“传神写照”“迁想妙得”的文化语义，实际上是其时盛行的玄远之学和佛学相结合的产物。从此，中国人物画形成一个拐点，向着重神轻形的路子发展。可见，中国人物画基本形态也是在融会各种文化观念中逐步形成的。
长期的农耕社会形成的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儒释道三家的影响，成就了中国中庸包容的文化精神。通过对自然事物荣枯生息和四季变化的观察体悟，中国画画家对自然对象识于目，记于心，观于面，他们的画笔不是简单描摹对象，而是试图以主观的方式进行由表及里的把握。对于中国画画家来说，对客观对象的描绘并不是绘画的目的，传达思想感情，寄托理想情怀，才是绘画的旨要。在此基础上，程式化、类型化、平面化等表现形式，高度概括的线描，成为中国人物画的表现手段；追求神似，忽略形似，则成为中国画的重要特征。
明清以来，文人画大兴，书画成为文人士大夫茶余饭后的雅好。他们把笔墨逸趣奉为上品正宗，卑视写实、精工。与此期寄兴抒怀的山水、花鸟画获得极大发展相反，人物画在此世风中遭至抑制，仿古与摹古使人物画题材局限于文人高士、道释、仕女等闲情逸致的形象表现上，脱离社会现实，缺乏直面时代的能力。可以说，传统人物画至清末已绝少生气，日渐颓势。
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向西方先进学习，美术界一批有识之士赴欧考察留学，徐悲鸿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徐悲鸿对中国画的改良，建立在他对中国画发展的清醒认识上：清晚期中国画的守旧，使其失去了汉唐时期的开放情怀和气魄。而固守其艺，则使清晚期中国画割裂了与其所生存的大的文化的纽带，从而失去了中国画原有的精神内涵。对于文人画逸笔草草的弊端，徐悲鸿则希望通过引进西方写实绘画予以改良。所以，徐悲鸿对中国画变革，既有“垂绝者继之”，也有“不佳者改之”和“未足者增之”，更有“西方画之可采入者融之”的融合性与创新性继承。徐悲鸿、蒋兆和借用西学对中国画的创新性继承，将人物画推向一个新的境界，是中国古代人物画走向中国现代人物画的里程碑。
新中国成立后，表现时代、关注生活成为人物画现实性拓展的强大动力，一批卓有成就的人物画家，如黄胄、刘文西、杨之光、方增先等为中国人物画繁荣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培养了一大批有创作实力的优秀人物画家。改革开放以来，人物画创作在当代世界艺术潮流中得到更加多样的碰撞与启发，在创作理念、形式表现和材料运用等方面，广泛借鉴吸纳，锐意创新开拓，使当代中国人物画异彩纷呈。可以说，中国当代人物画在面向生活、讴歌时代、吸纳外来艺术养分中获得创新性继承，从而较之古代获得了极大的超越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