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鸣：中国理论自信背后是世界观和思维方式的优势
理论自信最后还落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
西方理论，包括西方中心论、历史终结论等，其背后的潜台词是，人类社会的发展只能有一种模式，只能有一个中心，整个世界是围绕西方展开的。近现代以来，西方是宗主国，其他地方是殖民地；20世纪全球化过程中，西方享受全球市场的资本增值，其它国家为西方提供原材料和劳动力。所以整个世界是不平等的，也不能是平等的。在这个过程中，西方通过所谓“普世价值”把西方的价值推向全世界，不是出于价值观的偏好，而是基于利益的驱使。
但是中国有不同的世界观，这一世界观根植于五千年的文明传承。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整个世界不论大国小国，都是整个人类命运共同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任何一部分的缺失都是命运共同体的缺憾。中国倡导文明的多样化，认为并不是只有中国好，而是“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不是只有一家独大，而是丰富多彩的百花园。所以，习近平总书记讲，“不要看到别人的文明与自己的文明有不同，就感到不顺眼，就要千方百计去改造、去同化、甚至企图以自己的文明取而代之”；“历史反复证明，任何想用强制手段来解决文明差异的做法都不会成功，反而会给世界文明带来灾难”。这样的价值理念，改变了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和构想，让世界更加丰富多样，不再是西方资本主义化的一元状态。
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对世界的贡献，体现在世界观的贡献、方法论的贡献，思维方式的贡献，这是理论最深层的东西。“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和实生物，同则不济”。和而不同是一切事物发生发展的规律。世界万物万事总是千差万别、异彩纷呈的。如果万物万事都清一色了，事物的发展、世界的进步也就停止了。也正因为这一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我们的理论，不仅对中国社会有意义，对整个世界都是有价值的。
西方的“普世价值”号称对世界都管用，但事实上，普世价值只是西方一些国家区域性适用的价值，西方想把自己的价值向全世界推广，导致其他国家的动荡不安。中国强调“特色”，这“特色”背后反而更具有公共意义和普遍性。因为这一特色看似是中国着眼于自身发展，实际上遵循了世界发展的普遍规律，体现了世界发展的客观要求。号称“普世”的并不普世，宣称“特色”的反倒具有公共性，这一“悖论”的背后其实是思维的高下之分。
许耀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世界意义
改革开放近40年来中国共产党先后推出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以及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这些理论总起来，也就是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新的理论体系，毋庸置疑具有世界的意义。早在2004年，乔舒亚·库珀·雷默就提出“北京共识”，他把中国理论对于世界的意义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试验；第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第三，循序渐进、积聚能量。其中雷默认为，创新和试验是“北京共识”的灵魂，体现了解决问题应因事而异，灵活应对，不求统一标准。尽管雷默所说的中国理论的世界意义尚不深刻全面，但重要的是，他和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中国理论是有其世界意义的。
在我看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世界意义可以归结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意义。众所周知，自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以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已成为世界性的潮流，越来越多的国家尝试着走向社会主义。在1917年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的半个世纪中，世界上出现了以苏联为首的包括中国在内的15个社会主义国家。遗憾的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具有致命弊端，最终导致了传统社会主义的失败。在社会主义陷入低谷的时候，唯有中国奋起改革，成功地开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使社会主义获得新生。因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如何更好地坚持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具有重要启发和借鉴作用。
二是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所以能够推动中国的改革发展并且取得改革和发展的成功，说明这个理论体系完全有助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有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增进幸福感，有助于增强国家责任、提高效率和完善国家制度。今天，西方国家普遍陷入经济停滞或低速徘徊、滥用民主和无效率的困境，以致弗朗西斯·福山批评西方国家缺乏问责机制和治理效率，可以从中国获取经验。这样的经验正如邓小平曾经说过的，“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和优势。中国实行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能为国家制定长远的发展规划，并且具有强大的动员组织能力，保证尽快落实重大规划，完成重大任务。
三是对于不发达国家的意义。世界上还有不少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它们原以为都要向西方国家学习，走西方国家的道路，在碰壁之后发现，应破除迷信，像中国那样走自己的发展道路。那么，在它们走自己的发展道路的过程中，由于和中国有着相似的国情，中国致力于消除贫困，更加强调公平正义，努力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家，对它们也就更具有示范性和吸引力。
胡家勇：中国“渐进式改革”创造世界经济“增长奇迹”
理论的重要价值，在于它对实践的引领和由此而产生的客观效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重要理论指南。改革开放近40年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巨大实践价值。
从经济体制改革来看，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相继步入经济体制转型进程，这一进程涉及到近30个国家、覆盖全球近30%的人口，形成20世纪规模最为宏大、影响最为深远的改革浪潮。改革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一种方式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渐进式改革”，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和不骤然打破原有体制的基础上，通过逐渐引入、培育市场经济因素，最终完成经济体制的转型；另一种方式是以俄罗斯和东欧国家为代表、以“华盛顿共识”为理论基础的“激进式改革”，即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通过同时推进产权私有化、市场自由化和宏观经济紧缩，来一步到位地实现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的转型，这常被称为“休克疗法”。各个国家无论选择何种改革方式，初衷都是要摆脱经济困境、实现繁荣富裕。从这一初衷出发来审视改革的效果，以中国为代表的“渐进式改革”要明显优于“激进式改革”，并得到世界范围内越来越广泛的认可和赞许。
从经济发展看，改革开放近40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创造了世界经济“增长奇迹”。据世界银行资料，自上世纪90年代至2015年，中国经济以接近10%的年均速度增长。近几年经济增速虽然有所下降，但仍保持在6.7%（2016年）以上的水平，仍然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经济的高速增长带来了经济、社会的巨大进步，其中最重要的成就是经济实力的跨越式提升和贫困人口的大量减少。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国务院扶贫办联合发布的《中国扶贫开发报告2016》，1981年至2012年，中国贫困人口减少了7.9亿，占全球减贫人口的71.82%；由于中国的发展成就，全球人类发展指数提前2年实现2014年计划目标。按照中国扶贫攻坚计划，到2020年，现有全部贫困人口将摆脱贫困，并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据世界银行估计，中国将在2030年前的某个时刻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并在经济规模上超过美国。
周永生：中国外交秉持互利共赢原则，从不强加于人
近年来，中国的外交观念、外交倡导不断推陈出新，彰显了一个崛起和发展中的大国厚积薄发、一路开拓的趋势，推动中国外交日趋走向成熟，也让国际社会耳目一新。
中国的外交理论和外交理念，浸透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中国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它以儒释道的思想为核心，以儒释道医武等为支柱，对当代中国外交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中华民族古老的“和”的精神，在中国外交理念中获得了充分的体现，在新时代又呈现出崭新的内容。
中国外交理论的创新也同样具有这种特色。2013年10月，在中国周边外交工作会议中，习近平主席提出了“亲诚惠容”的外交理念，其中的“惠”“容”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惠施于人”“有容乃大”，都是中国传统文化倡导的精神所在。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文化的历史进程当中，以其高品质的内涵和独特性，久远地对人类社会的进步发挥着自己的独特魅力和影响。而西方国家的当代外交，往往缺乏中国这样独特的文化内涵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如现实主义的外交理论，主要是一种实用主义的外交，有它实用的一面，但是也经常暴露出诸多弊端，就长远的效果而言，负面的影响和作用往往较大。
近年来，中国提出了建立地区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只有谋求人类的相互协调与协作、相互依存、相互开放、相互让利、和平相处，共同进步、共同繁荣、共同发展，才能够实现人类的可持续繁荣。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相当的历史时期内还无法完全实现，还仅仅是一个构想的蓝图，但是，它已经为未来人类的前进指明了一个大的方向和路径。各国相互之间，必须摒弃过去那种相互间的恶性竞争乃至于战争，而进行相互之间的协调与合作，各方的利益才能够得到相对的保证，并且获得共同的提高，从而形成一个共赢的局面。
西方国家的现实主义外交政策，尽管也强调世界和平与繁荣，但在选取的路径上，更多地强调民主和平论、西方市场经济的繁荣论、自由的美好论等，而忽略了各个国家不同的历史渊源、文化基础、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政治体制上的差异，一味地强调以西方的标准作为普世的价值观，这样就难免带有并不能够适合各个民族国家自身发展的特性。中国外交政策倡导宏大的远景目标，同时也注重现实合作的基础，这样的基础就是平等、自愿、互利互惠、双赢和共赢。这种做法和倡导往往具有较大的吸引力，但是也有一定的弱点：由于缺乏强制的规范性和契约性，约束力不强，合作的状态比较松散，前进的动力有时不足。
中国在对外关系实践当中，从来不把本国的意志强加给外国，而是本着平等的原则、协商的精神、互利共赢的目标，推进自身的政策。因此，中国的外交并不像西方推行的价值观外交那样，以自身的实力或者强力的渗透，压迫对方做出改变。2014年5月21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上海峰会上发表题为《积极树立亚洲安全观，共创安全合作新局面》的主旨讲话，提出并全面阐述了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倡导和引导在新的国际环境和国际视野之下，各国对安全新的认识、新的界定、新的原则。中国的这些理念和观点，从来不强加于人，而重在倡导和引导。是在以柔性的方式，促使对方国家和国际社会接受自己的观点。并且，这种认识一旦可行，中国就会长期坚持，锲而不舍。
中国率先垂范，帮助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进行工业化的建设、现代化的发展。不仅大量减免非洲国家的债务，还提供大量的资金援助，帮助非洲国家建立电网、跨国公路和铁路、现代化的通讯设施，建立起现代化的工厂和基础设施等，帮助非洲实现可持续发展。习近平主席强调：“发展同周边国家睦邻友好关系是我国周边外交的一贯方针。要坚持睦邻友好，守望相助；讲平等、重感情；常见面，多走动；多做得人心、暖人心的事，使周边国家对我们更友善、更亲近、更认同、更支持，增强亲和力、感召力、影响力。要诚心诚意对待周边国家，争取更多朋友和伙伴。”这段话表明，习近平主席把亲戚邻里相处的关系，扩大到了国家关系之中。以亲朋邻人之心境和行为来对待周边的国家，有利于迅速拉近同周边国家的关系；以亲近人心的行动，带动国家之间的紧密合作；以人之常情，带动国家之间的关系。西方大国在同发展中国家打交道的过程当中，经常以实力压人，不顾发展中国家人民的感情，强行推动对自己有利而可能损害发展中国家利益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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