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京津冀协同发展角度，雄安地处一个以北京为顶点、以京广、京津两条轴线为两翼的扇形三角展开地带，可接受各大城市的辐射和扩散，便于和主要城市沟通、交流。在首都以南设立雄安新区，就是要建立一个相对于北京的“反磁力中心”，明确疏解工作的头与尾、本与末，抵消北京吸引力。
【关键词】雄安新区 京津冀 创新协同发展
【中图分类号】F29 【文献标识码】A
设立雄安新区，既缓解北京大城市病，又增大雄安的经济存量，是一个双赢的选择
对于雄安新区，学术界持有不同看法。一些所谓的唱衰，无非就是从沿海、沿路、临水等角度看，雄安新区不具有优势。按照以往新城设立原则，沿海可以收对外开放、畅通贸易之利；沿路可利用现有的交通设施，保障人员与货物往来；临水可形成水城交融之势，保障城市生产生活持续运行。的确，雄安新区不沿海、不沿路，又处在时有旱象的华北平原，但笔者恰恰就属于唱好派。
首先，沿海沿路布局并不成为现代新区建设的首要考虑。这是因为，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对新区建设的要求不同。在对外开放初期，建立外向型产业基地是时代需求，当然需要选择沿海港口。但在转型升级成为国家重点时，新区设立就不以货物贸易往来为导向，选择港口并不是必要条件。同时，建设联通雄安新区与其他城市的交通连接线、加大雄安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在资金上、技术上、能力上都不成为障碍。现在不沿路，不等于未来难行路。
其次，水资源不成为雄安新区设立的制约因素。华北平原固然缺水，但雄安新区依托白洋淀，一池湖水可以解决雄安的生态用水；适当扩张白洋淀汇流区，并在雨季增加库容，可提高用水保障度；南水北调工程增设向雄安的输水管道，可对新区适度补水；华北夏秋之际多雨云，可人工增雨，等等。即使所有这些因素都不存在，以用水需求否定雄安新区设立的依据也不充分。新区建设的出发点是要疏解北京的非首都功能，把部分经济社会活动由北京疏解到雄安，其用水需求也只是在华北平原地域上做了简单位移，究竟是有利于解决水的问题，还是不利于解决水的问题，一目了然。
当然，过度解读雄安新区也无必要。近期对雄安新区之“定位”，似乎成为一道学术界的抢答题。笔者以为，“定位”二字大有讲究，有些城市一开始定位是什么，最终依然会是什么，有些城市一开始定位不是什么，演变到后来可能会是什么。关键在于，城市“定位”具有时效性、可变性，甚至具有权力偏好性，但也并非没有约束性。新中国成立后，河北的“省会城市”两度定位“保定”，但最终既未“保”住也没“定”下，最后省会城市落脚“石家庄”。正因如此，澄清雄安新区“不是什么”十分有必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强调科学决策，无论“副都”还是“迁都”都意义重大、牵涉面广，党中央不会仓促决策。因而，在当前情势下，明确“迁非”而非“迁都”意义非凡，中央不会让“迁都”“副都”说扰乱新区建设大局。
从京津冀协同发展角度，雄安处于一个以北京为顶点、以京广、京津两条轴线为两翼的扇形三角展开地带，可接受各大城市的辐射和扩散，便于和主要城市沟通、交流。尤其是，在首都以南设立雄安新区，就是要建立一个相对于北京的“反磁力中心”，明确疏解工作的头与尾、本与末，抵消北京吸引力，增加雄安新区对资源与要素的吸引力，既缓解北京大城市病，又增大雄安的经济存量，还使疏解成本不至于过高，是一个双赢的选择。
雄安新区虽位于河北境内，但为党中央、国务院设定，而非河北省自定新区，政治地位相对超然。在雄安新区召开京津冀协同发展会议，就既无“主场”“客场”之分，亦无“龙头”“龙尾”之争。笔者甚至以为，把京津冀协同发展协调机构放在雄安，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当然，配套建设雄安新区发展研究院，既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需要，也兼顾雄安新区各时期发展建设的思路性、对策性方案，也是一个可以想象的着墨点。
雄安新区要做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探索区和多规合一实践区
雄安新区承担“千秋”重担，不仅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智慧破题，更在于如何落实好党中央对雄安新区期望，建立符合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治理体系、治理规则和治理机制。显然，这需要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及雄安新区建设时，明确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党和国家领导人把雄安新区与深圳特区、浦东新区相比较，就是寄希望于雄安新区在深化和带动北方改革中起试验和示范作用。
首先，雄安新区要做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区。2013年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引起强烈反响。然而，某些国际通行、中国必行的改革举措，被个别利益集团代理人污名化，甚至妖魔化，并在实施过程中遭遇诸多人为干扰、阻碍。习近平总书记在各种场合一直强调，要贯彻十八大以来的各种重大决策，他强调，“全面深化改革是立足国家整体利益、根本利益、长远利益进行部署的，要注意避免合意则取、不合意则舍的倾向”。雄安新区要担当起国家新区改革试验示范的责任，坚决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的诸多重大决定，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敢于冲破利益集团的阻挠，摆脱社会的负面观感，防范利益集团瓜分改革成果，义无反顾地承担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区的历史使命。
其次，雄安新区要做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探索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强调合理的赋权、行权、衡权、限权，要求权力设置合理化、权力行使透明化、权力运行规范化、权力制衡有效化、权力监督制度化，形成科学有效的权力运行体制与监管机制。雄安新区应深化城市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勇于探索，从提高城市管理效率、有效提供公共服务的角度，探索创新型城市运行新体制、新机制，为建立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积累经验。
再次，雄安新区要做多规合一实践区。以往的行政管理中，各个部门独立确定规划，独立行权，结果规划之间往往不衔接，一块土地是用于生态还是用于商住，意见不一，各部门规划往往只具有展示意义，部门间矛盾与冲突成为常态。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确定了多规合一的改革思路，就是要深化规划体制改革，把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城乡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规划、交通运输规划、旅游开发规划、园区规划等统一到同一张图纸中，“一张蓝图绘到底”，使权力运行在地理空间范围内规范化、合理化，提高政府的空间治理水平。
雄安新区要构筑起创新资源不断密集、创新活动日益蓬勃、创新效率持续提升的创新网络
在雄安新区设立的新闻稿中，“创新”一词使用频度最高，可见党中央、国务院对雄安新区有极高要求。“创新发展引领区”“努力打造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发展高端高新产业，积极吸纳和集聚创新要素资源，培育新动能”等话语，都带有原则性和方向性要求，体现了希望雄安新区树创新型城市标杆的战略意义。
雄安新区成立后，将面临着接收北京的非首都功能转移、本地产业结构调整优化、新建与雄安新区定位相一致的现代产业体系等任务。其中，接受北京的非首都功能转移可在不长时间段完成，为雄安新区起步奠定基础；本地落后产业可淘汰或者通过转型升级加以改造，以适应雄安新区的功能需要；新建与雄安新区定位相一致的、具有创新成果支撑的现代产业体系，增强自我发展能力，将是新区未来发展的主旋律。
在建设雄安新区创新型城市的过程中，要发挥省部共建功能，把国家部委与河北省的创新力量调动起来。为此，一开始就要做好雄安新区创新型产业发展方向的设计。基于规划安排，国家发改委可把“十三五”期间的大型科技创新项目，工信部可把《中国制造2025》规划中的先进制造项目，科技部可把推进的科技平台建设以及其他重大科技项目，在综合考虑关联性与互补性的基础上，一并放到雄安新区。同时，配套考虑研发机构与大学在雄安新区的设置，是从北京迁移过来，还是就近新建。
全球竞争必然体现为创新竞争，创新活跃的国家和城市最终会在竞争中取胜。基于全球竞争态势与竞争规则，雄安新区应按照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要求，建立起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全面推进城市创新。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专利权，加紧创新要素的吸纳与聚敛，聚天下能工巧匠、天下技术成果、天下管理高手而用之，建立起激励约束兼容且平衡的管理制度，构筑起创新资源不断密集、创新活动日益蓬勃、创新效率持续提升的创新网络。
雄安新区要加强与京津及河北其他区域的合作，并加强区域内部的功能分区规划
布局雄安新区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成果，是国家生产力合理布局的一个范例。即使从推进城镇化和产业升级的角度来说，建设雄安新区对河北省的意义也十分重大。河北虽处沿海地区，但城镇化水平不高，2016年城镇化率为53.32%，而全国平均城镇化率为57.35%；河北工业结构中钢铁、水泥、化工等重化工业比重较大，高端制造、高新技术产业还不够发达。可见，建设雄安新区，可弥补河北在城镇化与创新驱动方面的不足。
续写合理布局的新篇章，需要做好新区规划。首先，要加强雄安新区与京津及河北其他区域的合作。从规划角度看，应该提高雄安新区的可进入性。高标准建设雄安新区与北京、天津、保定、石家庄等地的快速交通连接线，保障人口与资源在区域范围内快速畅通流动；在保定与雄安之间、靠近雄安一侧建立通用机场，兼顾两地的空中交通服务；从京津冀水资源一体化调度的角度，科学动态配置区域资源用水，保障雄安新区的生产、生活、生态用水需求。
其次，加强雄安新区内部的功能分区规划。要构筑组团式布局新模式，防止以往的“摊大饼”模式再现，必须做好城市功能分区。各个功能区之间以绿地、湿地隔开，既减少不合理交通线路，也避免建成区无限制蔓延。各功能区内部应保持相对的独立性，便于就近安排生产生活。要倡导绿色交通模式，减少城市运转中的资源消耗。
再次，要加强小区域范围内部规划。比如，考虑到新区产业转型和创新城市建设对人才的需求，可以规划建设大学科技城，就是把一组高水平科技类大学和科研机构布局于雄安。要在学校校区规划时考虑畅通学习渠道，可在毗邻的校校之间不设围墙，便于学生择校选课，也便于教师择校兼课，更便于一个学校开设的讲座为多校共享；可通过规划把不同体系但与相关大学存在专业交叉的研究机构搬到大学内部，便于科研人员和教师进行学术交流和身份互换，实现学研一体化，也便于科研设备的共建共享。
大学校园外，要畅通创业通道。可就近设立对自然资源需求不大的创业创新大楼，廉价提供给各类创业需求者，也便于大学生创业实习。大学科技城外围，可以设立产业化基地。大学科技城中心区域，一定有图书馆、书店、会展平台，并与各大学快捷相连，便于查阅资料、购书、讲座和学术交流。这样除了可实现公共资源共建共享外，还可高低搭配，兼顾各方需求。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京津冀协同发展智库研究员、博导）
【参考文献】
①《别让炒房矮化雄安新区千年大计》，《人民日报》，2017年4月4日。
责编/张寒 美编/王梦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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