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推进政府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必须引入新型智库的有效参与，实现权力理性化与知识价值化的良性互动。为此，要打造开放、共享的“金鱼缸”政府，提升智库的专业性与独立性，在参与渠道、参与文化、人才交流等层面构建政府决策与新型智库的微观互动机制。
【关键词】政府决策 新型智库 良性互动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是决策者与新型智库良性互动的现实需要
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是加强执政地位，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依托与基本保证。决策科学化、民主化体现在决策的公共性、决策的合理性、决策的合法性三个层面。在决策背景日趋复杂化的今天，智库的成熟程度越来越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公共决策水平高低的重要尺度。政府决策，咨询先行是基本要求。根据西蒙的有限理性决策理论，任何决策者的信息与知识是有限的。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政府决策者面临着错综复杂的决策问题，日益动荡的决策环境，爆炸式增长的数据，多元化的利益主体，完全理性无法实现。在政府决策中，只有智库专家的参与才能导入必备的知识信息与理性计算，汇集民意民智，从而最大可能地避免决策失误，实现决策权力的理性化、合法化。
新型智库也需要通过助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实现知识的价值化。知识是信息的载体，具有时效性，唯有在政府决策过程中，及时转化应用，才能实现社会价值。智库通过参与政府的政策议题、获取政府的经费资助与政府购买进行知识生产。智库专家也需要通过积极参与政府决策实现自身的职业利益与专业声望。因此，围绕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决策者与新型智库构成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相互平衡的新型伙伴关系。
新型智库的成长需要宽松的制度环境，同时也要提升自身的专业性、独立性
开放、共享的政府能够为新型智库的发展提供信息资源。优化新型智库成长的制度环境，必须加快政务公开与信息公开，打造“金鱼缸”政府：不仅自己知道政府是如何运作的，让外部也能观察到它的运作。要加强政府对权威性信息的及时发布，方便新型智库通过政府网站、微信、微博等新兴信息发布平台获取相关信息。
开放、共享的政府为新型智库参与决策提供制度空间。在复杂的公共事务、不确定的决策环境中，单纯借助大数据不能实现智慧决策。只有与智库专家基于信息进行讨论，接受专家职业性研究的帮助，决策者才能克服信息超载与价值混乱。开放、共享的政府在理念上注重变单方主导为“我们”共同决策，以开放性姿态，积极寻求智库知识资源的流入。政府决策者由职业官僚转变为共识寻求者，在思想、信息与知识相互碰撞与激荡中，焕发政府政策制定的创造力，为新型智库发挥决策的“外脑”功能营造宽松、包容的制度环境。
专业性是新型智库竞争力、创新性与美誉度的坚实保障。人才资本是新型智库的核心资源，对国家级高端智库应通过资金与政策倾斜，吸纳一流人才，带动整个智库人才队伍的梯次发展。优化智库的人才结构，要根据《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加快形成党政部门、社科院、党校行政学院、高校、军队、科研院所和企业、社会智库协调发展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同时，完善智库人才评价机制与激励政策，探索有利于智库人才发挥作用的多种分配方式与薪酬制度。
独立性是新型智库提供优质公共政策产品的信誉基础。作为智库，关键是要保持独立性，在研究过程中遵循“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的信条。保持智库的独立性有助于扩大政策民主，启发政府决策者。新型智库秉持价值中立、科学公正的原则，防止为一己之私被利益集团“绑架”而沦为其代言人和传声筒，有助于提出客观、公允的政策建议，维持自身较高的公信力。同时，新型智库也要“坚持党的领导，把握正确导向”，避免误解“独立性”而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形成“对立”状态。
构建多维互动机制，实现政府决策与新型智库良性互动、共享共赢
拓宽参与决策的制度化渠道。新型智库发挥作用，必须通过一定渠道让研究成果被决策者听到、看到。目前，中国智库参与政府决策主要有直通、内参、外围、施压四种渠道。直通方式的优点是智库专家与决策者面对面交流，这种方式应更加定期化、形式多样化，例如，邀请专家参加政府常务会议，举办座谈会、举办高层论坛，休假交流等。内参方式的优点是智库的研究成果可以直接送达，联络稳定可靠，但主要限于官方智库和半官方智库范围内。非官方智库以内参方式介入决策，需要完善政府购买决策咨询服务制度，让非官方智库专家更多地参与政府购买的课题与项目。此外，外围方式与施压方式也是智库参与渠道的重要补充。一方面，智库专家要积极利用微信、微博、权威QQ群等网络新媒体表达社会话语，形成政策舆论场。另一方面，政府决策者在决策中也要建立完善舆论采集机制，问需于民、问计于智。
培育理性参与的政治文化。智库参与决策的质量，不仅取决于硬性的制度建设，软环境的营造同样非常重要。决策本质上是处于特定文化背景下的“人”互动的产物，因此，决策咨询制度建设与决策文化合拍十分关键。从智库与社会一方看，要破除官本位思维定势，坚持人民本位。古代先贤提出“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的治学境界，智库专家作为新时代的知识分子，要打破对权力的人格依附，坚持科学精神，大胆探索、独立研究、平等参与。从政府一方看，它掌握着决策议题、决策权力、经费资源，更要主动“去优越感”“去中心化”，在决策背景复杂化的情境下，以合作、协同为理念，培育主动寻求智库专家参与的决策自觉与文化自醒。在知识独立化，权力合意化的理性参与政治文化中，使新型智库成长为能动的决策参与者。
构建有序的双向人才流动机制。西方智库发展受益于“旋转门”机制，政府官员与智库专家可以双向交流与转换。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下，要借鉴成熟国际经验，构建中国特色党政机关与智库的人才有序流动机制。目前，我国官员离任后进入智库的较多，智库专家进入政府部门任职的较少，人才呈单向流动。建立双向人才流动机制，还需要积极推荐智库专家到党政部门挂职任职。通过中国特色的“旋转门”机制，畅通政府与智库之间的人才流动通道，让智库科研人员深入政府部门，掌握一手信息，积累实务经验，使研究成果更贴近政府决策实际，更有针对性、应用性。同时，智库专家在扮演政策研究者、政策制定者、政策执行者的多重角色过程中，有助于塑造新型智库与政府间广泛而有效的社会网络，扩大新型智库对决策的影响力与渗透力。
开展政府与新型智库的互动式学习。在纷繁复杂的公共政策问题中，决策涉及的知识宽，变量多、风险大。政府决策所需的知识已经超出单一主体的范围，加深了政府决策者与智库专家的渗透与高度依赖。实现政府决策者与新型智库的最佳合作，需要开展政府与新型智库间的互动式学习，即政府决策者与智库专家跳出自己的组织环境，围绕特定政策议题或某种共同任务开展对话、沟通、交流与学习。通过互动式学习，一方面，促进智库专家对政府内部 “隐性知识”与即时数据信息的消化与吸收，使智库研究成果更吻合政府决策者的需求。另一方面，加强政府决策者对政策科学相关知识的学习，梳理、整合智库专家对公共政策问题的专业见解和技术方案，使政府决策更加理性化、技术化。同时，互动式学习也会更新政府决策者现有的知识基础，启迪新观念，通过新知识和新观念不断支持新政策的产生。
（作者为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
【参考文献】
①薛澜：《智库热的冷思考：破解中国特色智库发展之道》，《中国行政管理》，2014年第5期。
②陈振明：《政策科学与智库建设》，《中国行政管理》，2014年第5期。
③胡鞍钢：《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及其思想传播——以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为例》，《中国科学院院刊》，2016年第8期。
责编/宋睿宸 美编/于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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