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的发言聚焦在城市发展的“四化”方向上。一是标准化，二是信息化，三是社会化，四是法治化。这“四化”也适用于城乡社区。
我们今天探讨和分析的城乡社区实际是就地城镇化的一个样本，所有“城中村”改造都属于此类。其特点是农民就地改市民，原来的居住格局发生彻底改变，农民的就业发生彻底改变。那么城乡的区别是什么呢？城市是基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联网的组织化聚居形式，乡村则是分散的自由化聚居形式。城市高度依赖公共服务，乡村则更趋于自给自足。我国城镇化战略提出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就是要缩小城乡差距。但目前我们还处在快速城镇化阶段，由乡村到城市的转变过程中，城市的发展方向是“四化”方向。
首先是标准化，城市以聚集为特点，以规模效益为优势，以标准化为前提。从标准化角度来衡量，江欣苑做到了。截止到2017年年底江欣苑的各项制度汇集成了一个小册子，呈现在大家面前。在城乡社区管理过程中，从农村状态转到城市状态，有很多东西可以制度化、标准化，甚至职业化、专业化，乃至个性化。
城市市民与农村农民的最主要区别就是职业化、专业化，这也是城镇化过程中农民变市民的唯一出路，一个人长时间只干一件事，就一定能把它做到极致，就有了从事这个职业的“金刚钻”。江欣苑的经验之一就是培育农民，让他具备职业化的技术技能，靠自己的双手取得工资性收入。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反复强调，要让农民有更多工资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刚才发言中提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赋予农民的股份、股权、分红，就是财产性收入的一个表现形式。
标准化会不会排斥个性化呢？我们拿例子来说明。江欣苑引入了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这些项目都是标准化彰显个性化的例子。譬如汉绣，之所以能够申请到非物质文化遗产认定，其产品一定要严格按照标准化流程制作，而且为非物质文化传承人所独享，为世代所遵循，其产品才具有个性和独一无二的特征。
江欣苑的经验可否复制？我的回答是江欣苑无法复制，这里的地理、气候、文化搬不走，所以无法复制；但江欣苑的社区治理模式可以复制。有了标准化的流程，新的党委书记可以成功管理一个社区。这就是标准化的力量。
其次是信息化。在“互联网+”的时代，信息化正再造着管理的流程，也影响着社区的生产生活。其实江欣苑已经在社区管理中运用了信息化手段，在网格管理基础上，通过网络分享资源、收集信息、征求意见、统一思想、宣传理念、推广产品。在此基础上运用信息化、网络化手段，实现发现、共享、收集、参与、指挥、决策的功能和目的。“互联网+”日新月异，还将给江欣苑的生产生活带来更多改变。
再次是社会化。社会化有两个层面，一是市场行为，社会人参与服务提供，二是公民参与管理决策，这是两个不同政治范畴的层面。前者和标准化关系密切，专业团队提供专业服务，相同服务水平下成本低者胜出。江欣苑的服务团队能够为酒店和国际博览中心提供物业服务，就是具有这样的优势。后者是社会参与管理的一种形式，它改变了管理者单独管理的信息不对称性，调动了被管理者配合的积极性和主动参与管理的能动性，容易达成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目标的一致性，因而被赋予治理的概念。因此，社会化在标准化之后必然出现，社会化以“小政府、大社会”为前提，善用社会资源，降低政府管理成本，这正是“放管服”改革的主攻方向。
最后谈谈法治化。法治化是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任务，也是以上“三化”发展的内生要求。城市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城市各类社区管理活动必然要把一些东西提升出来进行法治化。当然未来也可能城乡不分了，共产主义实现了，不再需要法治化，但路漫漫其修远兮，那是一个长远的历程。目前阶段的法治化十分重要，今年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团参加讨论时，提出了要“努力形成城市综合管理法治化新格局”，我们应该深刻领会，积极践行。我理解，法治化要呼应两方面的诉求，一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二是严格保护公民、法人的利益不受侵害。前者是授权过程，是针对国家行政人员的，行政行为要做到于法有据，授权的可为，没有授权的不可为。后者是调节过程，使法治成为道德治理的基本底线，使公民、法人的利益得到保护。
我国现阶段，特别是新型城镇化发展阶段，可能要围绕标准化、信息化、社会化、法治化走上一段时间。我想强调的是，这“四化”不是严格划分时段和前后的，而是可以交叉交织。比如江欣苑现在的非遗项目，当参与者在文化产业里得到收入时，他的技艺就被认可，产品为人们带来美的享受；当个人的财富达到一定高度时，不再关注财富数量的变化时，它又真正转化成文化的内涵，实现了精神的价值、创新的价值、个性的价值，这时标准化和社会化同时出现了。这就是现阶段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城市发展方向。
责编/张寒 美编/于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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