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留学的学历即便不再如以前那样辉煌耀眼，但留学依然有其重要性。这主要体现在留学能够让留学生接受留学所在国特有的历史与文化积累的语言风格、衣着情趣、仪式习惯、趣味教养、礼仪修养、审美感荣辱感价值观等，这些能够成为与经济资本同样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文化资本。
【关键词】海归 学历贬值 文化资本 【中图分类号】G12 【文献标识码】A
海外留学从精英走向大众，海外学历相对贬值
改革开放后几十年的社会、经济发展，使得国人半只脚跨入了相对“富裕”的门槛，即便是一些普通工薪家庭，也有可能甚至有余力来思考如何让子女接受更好的教育。他们的一个重要选择是让孩子留学。曾几何时，留学对于几乎所有的中国家庭来说都遥不可及，而猛然间时代巨变，“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现在去海外接受学历教育，成为国人生活中一个充满了现实意义、家长实际上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现实关怀的重要生活问题。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自2012年起，连续四年发布《中国留学发展报告》，提供了一些统计数据。从1978年到2015年，中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累计达404.21万人。孤立地看，很难看出404万人是个什么概念，到底是多是少，但历史地看，就可以确认到一个重要现象，即留学人数的突飞猛进。比如2015年留学人员达到了52.37万人，较2014年增加6.39万人，增长率13.9%。大量的留学生意味着诞生大批的海归。对家长来说，留学是为了让子女接受更好的教育，而接受更好的教育，除了人格、知识等内在成长以外，促成子女进而使家庭的社会地位向上流动，可以说是一个带有明确功利性、但也非常具有中国式社会现实意义的动机目的。因此，学成回国出人头地成为了与留在海外融入他乡生根开花结果相并列的行为选择。
近几年，学成归国人数同样与日俱增。CCG 报告称，从1978年到2015年，共计221.86万人在完成学业后选择了回国发展。从2000年到2015年，归国人数逐年增长：2000年时只有区区9000人，2001年过万，2009年则跨过10万大槛，而2012年至2015年则是成倍翻番，2012年27.29万人，2014年达36.48万人，2015年突破40万大关。
50多万人跨出国门留学，40多万人学成归国，这意味着留学和海归越来越成为国人普通生活的一部分。海外留学从精英走向大众，归国就业的形势与待遇也发生了很大地改变，与留学生及其家长的预期逐渐拉开了距离。虽然许多地方仍尝试各种努力，比如通过各种人才绿卡制度、提供创业资金支持等方式吸引留学生归国“大展身手”，但“物尽其用，获得一份好工作好薪水”渐渐变得带上了“童话”“传说”色彩，明显的今不如昔。CCG在2016年7月与北京某教育咨询公司联手发布《2016中国海归就业调查报告》，比较详细地反映了海归就业现状。从相关统计可知，用人单位在招聘时已经见不到对海归人员的“情有独钟”。虽然外资合资民营企业尤其是海归创业的民营企业还稍微持有一丁点的倾斜想法，但事业单位几乎全部表示招聘时对海归人员没有特别的偏好。换言之，并非因为某人曾海外留学而事业单位就特别想录用之。半数左右的国营企业也表明了同样的态度。调查还表明，海归人员在“所学”与“所用”之间也存在着较大差距。过半数的海归人员认为其工作内容与海外所学的匹配程度一般，四分之一认为“不怎么匹配”，约15%认为工作内容与海外所学非匹配，认为“完全不匹配”的人也占了7.4%。
在此，人们看到的是一个海外学历相对贬值的社会现实。之所以用了“相对”一词，是想表明留学与海归并非已经完全没有了实现个人成长、社会地位向上流动的价值，否则也不会有那么多家长拼一家之积蓄争先恐后地送子女去赶留学的大潮。但是与前几年相比，其功利性的效应确实已经不再那么地突出，留学与海归也不再直接意味着社会精英、企业精英。
海外学历相对贬值是教育大众化、学历贬值大潮的一部分
美国社会学家兰德尔·柯林斯（R. Collins）观察到，在美国，20世纪30年代，大学毕业取代了高中毕业成为受人尊敬的最低学历标准；而至60年代，研究生学历则取代本科学历成为了企望获至中产阶级地位的必要条件。从社会学角度来说，学历贬值乃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现象，不仅在美国，还可以在世界各国得到确认。只要社会的结构是分层的，换言之，只要社会呈现为一种高低分类的不平等存在，而教育又是社会流动的主要渠道，由受教育获得的学历又是社会流动能力的主要外化标志，人们就很难奢望学历不贬值。
其中的机制可简述如下：社会是由不同的社会利益群体构成，柯林斯称之为“身份集团”，只要社会本质上乃为一种不平等的结构，就必定意味着某些身份集团处在社会的高位，成为社会统治阶级、阶层；而另一些身份集团则被迫置身社会的低位，沦为社会底层阶层、弱势群体。而如果一个社会不是靠武力革命而主要靠教育、靠学历（以及相应而来的经济资本）来界定社会分层的高低，那么下层身份集团一定会竭尽全力让子女接受比自己更高、更好的教育来提高家庭、家族的地位以摆脱弱势处境。而由于资源有限，切分蛋糕的人总是越少越好。面对下层身份集团的跻身野心，上层身份集团不会听之任之，为了保证自己在社会差序结构中的既得利益，其主要采取的对应措施就是不断提高工作岗位对于学历的最低要求，让文凭贬值，同时竭力让自己子女去获取比别人更高的学历，以拉开文凭上的差距，显示区隔，这就是学历必定贬值的内在机制。中国并非是世外桃源，中国社会也远不是彻底平等了的理想社会，因此“身份集团”的利益争夺当然也可以是解释学历贬值，包括海归学历贬值的一个重要切入点。
留学依然重要，它能够让留学生接受域外文化
上述内在机制的揭示并不意味着学历反正是要贬值的，留学与海归越来越没有意义。即便“身份集团”的利益争夺无法回避，因此学历贬值也是一种历史必然，但其意义依然存在，留学与海归的价值也依然可以得到确认。柯林斯敏锐地意识到，上层身份集团为了最大利益切分蛋糕，在有意贬值学历的同时，其实还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那就是在学校教育中以种种形式强化和传递本身份集团的文化，使之得以发扬光大。柯林斯指出，“学校主要是要教会学生如何使用语言、衣着方式、美的意识、价值观和风度。许多学校强调社会能力和审美意识的培养并非无关紧要，而可能是学校传递身份文化的关键所在”。柯林斯讨论学历贬值、阐述“身份集团”时，头脑中想到的并非是留学与海归问题，而是一般的学校教育。但他的“身份文化”，是可以借用来思考留学、海归的意义的。
在海归大潮中，留学的学历即便不再如以前那样辉煌耀眼，所学的专业即便回国后也不再那么的紧俏，甚至不能保证一定可以学有所用，国内土生土长的本科、硕士、博士毕业生即便带来了越来越大的就业竞争压力、工作竞争压力，但留学依然有其重要性。这主要体现在它能够让留学生接受并且内化一种特殊的身份文化，具体体现为反映留学所在国特有的历史积累、文化积累的语言风格、衣着情趣、仪式习惯、趣味教养、礼仪修养、审美感荣辱感价值观等。这一身份文化往往能够成为与经济资本同样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文化资本，它不会像学历那样容易贬值，反而是共有的人越多，越有价值。
（作者为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参考文献】
①《<2016中国海归就业调查报告>出炉》，凤凰网，2016年8月2日。
责编/温祖俊 美编/于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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