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前欧洲面临的系列危机是西方资本主义危机相互“传染”和全球地缘政治博弈的结果，美欧联动是其中最关键的传导机制。欧洲危机突出表现为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上升，造成的后果是欧洲的时代精神从新自由主义转向重商主义和保守主义，欧洲一体化进程可能因此停滞甚至倒退，但欧盟不会解体。
【关键词】欧洲危机 时代精神 重商主义 保守主义 【中图分类号】D55 【文献标识码】A
从2009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到2013年乌克兰危机、2015年欧洲难民危机，再到2016年的英国脱欧和2017年决定欧元区和欧盟前途命运的法德大选，欧洲所经历的剧变，也许是我们这个时代剧变的前奏。我们这个时代的剧变，突出表现为时代精神的转变。分析这种时代精神的变化，焦点还需放在美欧的联动性和差异性上。欧洲危机的源头在美国，2007年美国的次贷危机和后来的金融危机引发了欧洲金融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欧洲所面临的地缘政治危机亦源自美国，冷战后美国在全球范围的扩张引发了欧洲地缘政治与安全危机。美欧经济一体化和军事同盟化，造成的结果是美国感冒，欧洲打喷嚏。欧盟是美欧跨大西洋共同体中的“薄弱环节”，欧盟内部又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性。美欧之间的联动以及欧盟内部的差异性，导致欧洲遭受的危机远比美国更严重，直接导致欧洲一体化进程停滞甚至倒退，而弥漫在欧洲政治和社会里的时代精神，也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的新自由主义转向经济上的重商主义和政治上的民粹性民族主义。
欧洲危机的根源是西方资本主义危机相互“传染”和全球地缘政治博弈的结果
欧洲危机的根源有二：一是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相互“传染”，二是美国“导演”、欧洲“参演”的全球地缘政治危机。经济方面，欧美“同气连枝”，存在着经济上的密切联动。2007年美国发生次贷危机，由于欧洲银行大量持有美国银行的有毒资产，结果造成欧洲银行业的危机。欧洲政府被迫出手救助银行，结果将银行债务背在了自己身上，最终导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由于欧盟创新能力不足，内部“贫富不均”以及一体化固有的制度缺陷，欧洲经济受危机影响格外深重，复苏也更缓慢。
安全方面，欧美是高度一体化的安全共同体。在欧洲大陆，北约先后完成了四轮东扩，将捷克、匈牙利、波兰、波罗的海三国、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斯洛文尼亚、阿尔巴尼亚、克罗地亚拉入北约势力范围，同时欢迎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加入，俄罗斯的地缘战略空间被不断压缩。而欧盟积极配合北约东扩，吸纳了11个中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加入欧盟。“9·11”之后，美国发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在全球范围内进一步鼓励颜色革命，引发“阿拉伯之春”。北约对利比亚和叙利亚实施打击，导致伊斯兰极端主义进一步泛滥，同时导致大量难民涌入欧洲。
在欧洲多重危机形成和发酵的过程中，欧洲的政治精英非但没有阻止，而是加速了危机的进程。首先，他们相信自由民主和基督教的价值观，鼓励“阿拉伯之春”，参与甚至主导了北约对叙利亚等中东、北非国家的军事打击和政权更迭。其次，欧洲一体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就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理念，实施了大量放松经济金融管制的措施。在经济增长时期，一体化发展顺风顺水。但2006年以后，当欧洲经济周期进入下行通道时，各种经济的、政治的和社会的问题纷纷涌现，最终导致英国脱欧、欧洲各国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抬头。
欧洲危机的后果：欧洲时代精神的变化
欧洲危机最主要的后果就是欧洲时代精神的变化，从原来的新自由主义转变为重商主义和保守主义。历史的发展是多线索的，二战以来欧洲一体化的出现和成就，是多条历史线索互动后形成的一种均衡。但历史的车轮不会停歇，历史上的竞争性的因素、成分和线索并没有消亡，而是根据内在力量的此消彼长和一系列外部因素，推进打破旧的均衡，走向新的均衡。具体而言，欧洲危机的表现有以下两方面：
一是民粹主义和右翼保守主义势力大幅上升。近年来，随着移民和难民不断涌入，欧盟内部公民情绪也发生明显变化，促使极右翼政党在各成员国纷纷崛起。2015年，奥地利成为难民前往德国主要的途经国，这也使得奥地利国内极右翼政党崛起。在2016年5月的总统选举中，无党派人士范德贝伦在绿党的支持下仅以50.3%比49.7%的得票率险胜极右翼的自由党候选人霍费尔。这也是奥地利自二战以来首次出现两大中间党派均未能进入最后一轮角逐的总统大选。同年12月再次选举中，范德贝伦凭借53.3%的得票率以明显优势最终战胜得票率为46.7%的霍费尔。尽管民粹主义政党并未在奥地利的选举中取得胜利，但右翼势力对欧洲的威胁仍远未消除。
在意大利，民粹主义上升势头则表现为“五星运动党”的崛起。在2016年的地方选举中，“五星运动党”已先后拿下罗马、都灵等大城市，成为意大利的第二大政党。“五星运动党”的一个重要主张和诉求便是就意大利是否退出欧元区进行不具约束力的公投。2016年12月意大利修宪公投失败后，“五星运动党”呼吁立即进行议会选举。意大利议会选举有可能在2018年春季举行。
在法国2017年总统大选中，候选人包括前总理、中右翼的共和党总统竞选人弗朗索瓦·菲永、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候选人玛丽娜·勒庞和独立候选人、前经济部长埃马纽埃尔·马克龙。菲永主张在维护法国利益的前提下继续留在欧盟，马克龙认为欧元功能失调对德国有很大好处，主张对欧元进行改革，而勒庞则认为法国应该像英国一样脱离欧盟（Frexit），表示如果当选总统，她将带领法国退出欧元区。“国民阵线”在勒庞的带领下，不管是在法国国内还是在欧洲议会都越来越有民众基础。在法国政治传统上，共和党或社会党无论谁在首轮选举失利，都会呼吁其选民在第二轮中投票给对方政党，“国民阵线”从未通过第二轮投票而入主爱丽舍宫。但是，今年的这届选举可能打破法国的政治传统，左右两翼的选民未必能联合起来反对极右的“国民阵线”。这主要是因为，勒庞调整了选举的政策主张，有意识地去迎合一部分中左和中右翼选民。例如，反对自由资本主义、反对“社会倾销”、反对非法移民等；与其父的立场划清界限，老勒庞因将纳粹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视为“历史中一个微不足道的细节”而受到法国各界抨击，并被“国民阵线”处以停职处分。此外，选举期间若再次发生查理周刊或尼斯恐袭之类的事件，则可能导致选民的集体右转，大大增加勒庞入主爱丽舍宫的机会。
在德国，2016年11月，现任总理默克尔宣布四度参选，若能成功连任，将稳定欧洲一体化的趋势。但是，在德国国内，反对欧盟的政党和民间运动也已兴起。弗劳克·彼得里领导的极右翼政党“德国新选择”（德文简称AfD）发展势头迅猛，该党主张德国退出欧元区、重启德国马克，还反对“多元文化”，谴责“难民潮”，主张“以德国之勇气”来控制移民，并声称伊斯兰教跟德国宪法互不相容。这些论调得到了很多民众乃至精英的支持。2016年3月，“德国新选择”在巴符州、莱法州和萨安州的议会选举中三战三捷，默克尔领导的基民盟在这三个州的得票率却均出现下滑。目前，“德国新选择”已跃升为德国的第三大党，甚至呼吁“默克尔必须下台”。此外，极右翼势力的崛起在芬兰、丹麦等国也有不同程度的体现。
二是反全球化和重商主义。一方面，过去几十年来涌入欧盟的移民和欧盟内部人员的自由流动，导致许多地区工人饭碗被抢；另一方面，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经济全球化进程交织，互联网和遥控技术的发展，使得工作的分类定价、外包和离岸经营成为可能。这意味着欧洲工业化地区面临本土就业机会被挤占和被转移的双重困境。各国政客纷纷提出带有反全球化和重商主义色彩的口号和竞选纲领以吸引选民，政府也相继出台相关政策法令加大对本土企业的保护力度。例如，勒庞竞选的主要政策主张就是加强对法国企业保护，鼓励“法国制造”，目前这也是法国执政的社会党的经济政策主张。此外，勒庞还将矛头指向德国，称德国利用欧元，获得了不公平的经济优势，是对欧洲其他国家的“货币倾销”。在欧盟层面，欧盟正在寻求进一步改革其贸易救济措施，提升对其市场和产业的保护。中国企业往往是欧盟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矛头指向，中国的钢铁、光伏、自行车等产业频频遭受欧盟反倾销制裁。近日，德国、法国和意大利还呼吁布鲁塞尔方面授予它们对中资高科技收购交易的否决权，中国在欧洲的投资正遭遇越来越大的保护主义压力。
欧盟可能会自我塑造成为一个“欧洲堡垒”，这个堡垒的基本特征是“外强中干”
然而，欧盟作为一个整体，已经是相互依赖、难分难舍。面对危机，欧盟也在做相应调整和改革。即使勒庞当选法国总统，她也不会一步就走到脱离欧元区和欧盟的境地，而是会首先进行谈判，以“边缘政策”和马基雅维利的方式尽可能多地争取法国的国家利益。
笔者的判断是，欧洲一体化会退回到“多祖国的欧洲”，在对外政策上成为“欧洲堡垒”。法国总统戴高乐提出过“多祖国的欧洲”，是与联邦主义的“欧洲合众国”理念相对的概念。戴高乐反对联邦主义的欧洲一体化，但强调欧洲国家间合作，尤其是法德之间的合作。戴高乐主义是保守主义和国家利益至上的体现，同时又坚持欧洲内部的团结与协调。在内忧外患之际，欧盟会愈发自我保护，在外部寻求假想敌，以增强内部团结。事实上，欧盟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美国态度的转变。特朗普之后的美国，可能给美欧跨大西洋共同体范式带来最重大的挑战。欧洲的政治精英可能将不得不接受美国对欧洲的背离甚至“背弃”，不得不转而加强欧洲成员国之间的军事与安全联合，进一步加强经济外交政策的协调。在此背景下，欧盟可能会自我塑造成为一个“欧洲堡垒”，这个堡垒的基本特征是“外强中干”。对外强硬执拗，但内部并不团结，始终存在分崩离析的可能。但这个堡垒内部的政治精英们绝不会放弃欧洲一体化，他们会利用内忧外患形成的压力，加速内部整合和政策协调。
未来，如果全球各国继续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继续迎合民粹主义的崛起，世界范围内的时代精神将会不可救药地滑向重商主义和保守主义。其主要特点有三：一是国家中心主义，即国家利益至上，本国利益优先，其典型代表是特朗普提出的“美国优先”；二是各国围绕权力和地缘利益展开激烈竞争；三是各主要经济体开始实施重商主义的经济政策。我们不能忘记，这种时代精神前两次分别出现在19世纪70年代到1914年和20世纪的30年代，结果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如果新的科技和产业革命早点到来，将能够带来新一轮的经济景气周期。但是如果世界经济长周期的发展依然如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理论的预测，那么这段“苦等期”将会相当漫长。这就意味着，目前我们正在经历的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重商主义的浪潮还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在这段短则十年，长则二三十年的过程中，诸国只有“苦撑待援”，否则将会滑落到大国冲突甚至世界大战的漩涡中去。而中国可能是维护全球化和缓解地缘政治冲突的最后屏障，可以发挥独特作用，提供中国方案与国际公共产品。这段时间也是推进中欧关系的机遇期。欧洲一体化的起源是美苏之间的“冷和平”与法德和解，要确保欧洲和平的关键是霸权国家提供公共产品，或实现均势。未来如果美国提供不了霸权领导，就只能指望在多极化的背景下，实现各大国的均势。在这个新“均势”形成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美国、英国、欧盟、俄国和中国，将是维系欧洲安全的关键所在。而确保欧洲安全的关键地带，将是欧洲濒海地区与中东欧。在这些关键地带的地缘博弈将重新定义这些大国在欧亚大陆的竞争与合作，也给中欧关系带来全新的机遇与挑战。
（作者分别为武汉大学经济外交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研究员；武汉大学经济外交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参考文献】
①Philippe Ligrain, European Spring: Why Our Economies and Politics are in a Mess and How to Put Them Right, CB Books, April 23, 2014.
②《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特朗普已成欧洲威胁》，BBC中文网，2017年1月31日。
责编/张寒 美编/王梦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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