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何茂春，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博导，清华大学经济外交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为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经济外交和国际化战略。主要著作有《中国外交通史》《对外贸易法比较研究》《对未来国家安全的思考》等。田斌，清华大学经济外交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一带一路”战略是顺应当今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的世纪性战略，是新时期、新形势下中国对外开放与全面合作的总体构想，是中国实行更加积极主动开放战略中最为核心的部分，同时也是将中国命运与沿线国家命运相连，“中国梦”与“世界梦”相通的桥梁。然而，自这一战略提出后，国际社会对其看法不一、褒贬并存。对其质疑主要集中在中国的战略动机以及最终能否实现战略预期。与此同时，国内一些专家学者也纷纷撰文讨论“一带一路”战略可能面临的风险与挑战，困难与障碍。为此，课题组最近两年对中亚、西亚、南亚、东南亚、中东欧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了实地考察和调研。
“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环境的基本评估
全球层面。“一带一路”战略将直面全球经济增速乏力和经济全球化步伐放缓这一现状。受全球金融危机和欧债风暴余震的影响，发达经济体复苏艰难，新兴市场动力不足，大宗商品价格一路走低，全球贸易增速有所放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半年时间里,两次下调今明两年的世界经济增长预期，并指出全球经济短期内仍然面临着诸如金融市场动荡、国际原油价格波动等诸多不确定性风险。世界银行也在其全球经济形势报告中修正了早期的乐观估计。全球经济下行风险显著增加使部分国家在应对这一问题时，又开始狭隘地采取一些不利于双方扩大经贸合作、实现互利共赢的政策。各种形式的国家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再度浮现。部分发达国家借机片面强调产业回归，通过限制外包以及提高市场准入门槛来达到保护主义目的。与此同时，技术性贸易壁垒也开始变得更加复杂化、隐蔽化。一些国家不仅对产品出口进行末端控制，同时也逐渐向产品的生命周期、生产工艺，甚至是整个产业链渗透。而这一效应具有连带性，极易被效仿和利用。
沿线国家层面。“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国情复杂而多元。沿线国家既有发达经济体，也有极为落后的国家，但多半为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市场化程度参差不齐。受其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市场需求能力等因素的影响，这些国家在开放的程度、合作的深度、执行的力度上常常有所保留。它们既看重中国的资金、技术和市场，也担心中国的大量的廉价产品对本国市场和产业链造成一定的冲击。
自“一带一路”提出以后，沿线国家反响强烈，期待、顾虑、质疑声并存。首先，期待声体现在一些国家不仅继续看重中国廉价的产品，也日益看重中国的技术、资金、市场和发展理念，而“一带一路”战略所提倡的“共商、共建、共赢、共享”的精神完全符合其实际的发展需要。因此，已经有沿线国家与我国政府有关部门签署了诸如共建“一带一路”的谅解备忘录。其次，顾虑主要体现在一些沿线国家将“一带一路”战略视为中国继续谋求地区影响力的一次重大举措，认为这将是又一轮大国角逐和博弈的开始。因此，在是否配合的问题上，为了避免骑虎难下的情况出现，政府官方并没有亲自做出积极肯定的回应。最后，质疑声体现在中亚国家担心中国旨在以此战略进行扩张，俄罗斯担心中国与其亚欧联盟竞争，印度担心中国在印度洋打破其主导优势，少数一些沿线国家对从“一带一路”战略的实际获利也存在质疑，认为自己只是扮演单一过境国、跳板国的角色，不愿为中国摇旗呐喊。
中国国家层面。“一带一路”战略已经具备从整体规划走向全面落实的各项条件。从硬实力上看，我国经济总量已经稳居全球第二，货物贸易进出口额居全球第一，对外投资额居全球第三，外汇储备居全球第一。2009年到2011年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0%以上。目前，中国经济增速虽有所放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仍在30%以上，仍是世界经济重要动力源。①我国已成为120多个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其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约占1/3。同时，我国拥有完整的工业体系，且在诸如高铁、核电、航空、电信等领域具备显著的产业优势和世界领先的技术优势。我国的对外投资融资能力强，大量金融和产业资本亟待寻求“走出去”的可投空间。此外，我国国内已经形成了一批有实力、讲信誉、懂规则的国际化本土企业，既具备开拓全球市场参与国际化竞争的能力，也具备造福当地人民为其提供大量就业岗位的实力。
从软实力上看，我国已经参与或共建了包括上海合作组织（SCO）、中国—东盟“10+1”、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亚信会议（CICA）、中阿合作论坛、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GMS）等多边合作机制，这些多边机制将有助于加强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沟通与合作。此外，我国已经与东盟、新西兰、瑞士、澳大利亚、韩国等国家签署了14个自由贸易协定，在这一过程中已经较为充分地积累了可参考、可复制的区域经济合作经验，这为今后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继续推进双边经贸关系乃至区域合作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
从中国政府强有力的政策引导和推进成效来看，“一带一路”战略早已脱离了规划和设计阶段。2014年11月，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八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对“一带一路”建设规划了顶层设计。随后在推进“一带一路”工作会议上，张高丽同志明确要求要确保“一带一路”建设在2015年实现良好开局，要瞄准重点方向，聚焦重点国家，加强重点领域，抓好重点项目，加强指导和协调，突出重点地区，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中形成全国一盘棋。②国内一些省市已经开始率先启动地方版的“一带一路”战略，全国有31个省市将“一带一路”写入201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央与地方政府两个层面都在积极推进《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相关配套政策和实施方案的制定与落实。据商务部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司负责人介绍，2015年前三季度，我国企业共对“一带一路”沿线的48个国家进行了直接投资，投资额达到120.3亿美元，同比增长66.2%，占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的15.3%，主要流向新加坡、哈萨克斯坦、老挝、印尼、俄罗斯等国家。同期，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的57个国家承揽对外承包工程项目3059个，新签合同额达到591.1亿美元，占同期我国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的54.3%，同比增长24.9%，主要涉及电力工程、房屋建筑、通讯工程、石油化工、交通运输建设等领域。③
总之，“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被认为是不失时机、恰逢其时。在增速换档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这“三期”叠加的大背景下，“一带一路”战略将拓展对外开放的深度和广度，它与“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长江经济带”战略的协同推进将影响中国未来几十年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