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风险与挑战
从安全环境层面分析，中国的外部安全环境正处于全球权力结构调整过程中的阵痛期、亚太地区多边机制变动过程中的紊乱期、周边邻国对中国崛起认识的集中反应期这三期叠加阶段。经济全球化下相互依赖的积极作用并没有有效地折射到双边、地区、全球安全层面，在推进“一带一路”战略时，中国的外部安全环境影响因素在增多，维护安全的成本也在随之上升。毋庸讳言，“一带一路”战略所涉及的部分国家局势紧张，例如阿富汗、巴基斯坦、缅甸、伊拉克、叙利亚等。北非、中亚一些国家也被视为安全环境复杂多变的国家和地区，其中部分国家政局虽然趋稳，但局部地区武装冲突时有发生。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面临新旧政权交接问题，政权更迭引发社会动乱的可能性依然存在。还有一些国家在防范和打击恐怖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分裂主义上效果依然欠佳，境外恐怖分子威胁破坏油气管线和交通干线等恐怖活动不容小觑。因此，不和平、不安全、不稳定因素已经成为中国“一带一路”战略在沿线国家实施过程中优先考虑的议题。
此外，还有一些国家由于地方政府的管控能力、治安能力、应急管理处置能力严重不足。在近一两年内，涉及中国公民的安全事件时有发生，针对中国公民的袭击、抢劫、绑架和排外事件已经严重威胁到中资企业及驻地机构有关中国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和合法权益。中国在当地的企业投资、项目工程等经贸合作以及境外人员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了巨大的损失，其影响是长期的、复杂的，这些问题都将是双方、多方共同应对和合力处理的难点。
从经济环境层面分析，贸易保护主义加剧使“一带一路”相关协议的落实过程屡遭波折。目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跨境贸易征收高额关税。在一些自贸区协定签署后，各种“隐形壁垒”的客观存在使得“互联互通”大打折扣。例如部分东盟国家对中国出口钢材产品进行反倾销、反补贴调查。印尼频繁在原产地证上对我国电梯、电子产品、家具等实行退证查询。秘鲁对我国出口的瓷砖、牛仔布等进行反倾销调查等等。目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跨境贸易征收高额关税，各国边界管理机关效率低、不作为甚至存在贪腐行为，这些都严重阻碍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
此外，金融危机后美国重新布局全球经济战略，想通过“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谋划跨两洋经贸安排，加之其自身多年经营的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三者的结合可以有效编织起全球区域经贸合作新版图，将完成美国自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再次以主导者的身份重构全球经贸新格局。美国不仅将过去体系的挑战者日本和欧洲重新拉入其主导的经贸安排中，同时也在中国这个未来最可能挑战美国经济金融霸权国家的家门口合纵连横。
目前，中国适度调控经济增速以更好地适应经济转型升级的需要，而不少国家将世界经济下行压力的矛头指向中国，指责中国经济转型减速拖累了全球经济的稳步复苏。将国际金融市场不确定性因素归咎于人民币汇率的一时波动，将全球大宗商品走势的滑坡归咎于受中国股市暂时动荡的影响。
从政策环境层面分析，中国“一带一路”战略能否获得沿线国家的支持和认可并继而合力推进，主要取决于对方对我国的战略动机、落实能力、结果预期以及与本国、本地区现有发展战略契合度和兼容性高低的认识和判断。值得一提的是，沿线国家对中国“一带一路”战略中所提倡的“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这一“五通建设”并不陌生，其中一些内容已经包含在本国、本地区的战略计划和倡议中。例如哈萨克斯坦的“光明大道计划”，泰国“边境经济特区战略”，印尼的“海洋强国战略”，印度的“东向政策”，土耳其、伊朗、阿塞拜疆、格鲁吉亚等国的“丝绸之路倡议”，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以及欧盟的“3150亿欧元战略投资计划”等。在2015年11月26日举行的第四次中国—中东欧领导人会晤的“16+1”会议上，波兰总统杜达、塞尔维亚总理武契奇、拉脱维亚总理斯特劳尤马等参加会见的中东欧领导人表示，中东欧国家和中国当前都面临着经济转型和发展的相同任务，中东欧国家在节能环保、交通物流、基础设施等领域同中方合作潜力巨大，支持并愿意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当然，“一带一路”沿线一些国家存在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不高的情况。2016年，中亚国家将进行新一轮大选，可能会引发国家政权更替、政局动荡，无疑对中资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的投资增加了政策不确定性风险。
从投资环境层面分析，“一带一路”在投资环境上面临的挑战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沿线一些国家经济基础薄弱，基础设施落后，物流承载力严重不足。陆上丝路北、中、南三条主路，沿途多雪山峻岭、戈壁沙漠。与我国相邻的吉尔吉斯坦、塔吉克斯坦、蒙古和阿富汗等国的公路、铁路年久失修，运输能力不足，虽然本国政府近几年已经加大了基础设施改善力度，但主要投入用于省际通道，而在国际化通道建设上，无论是在资金上还是技术支持上还存在较大缺口。“海上丝路”重在港口设施，但基础设施远非一般企业可以轻易承受，而商业银行一般不容易承担风险，较难的路段就会成为长久的“瓶颈”。中国企业不得不面对这些国家有限的基础设施环境和薄弱的承接能力。
二是沿线一些国家严格的法律和劳工保障制度，令中国企业深感头痛。以西亚国家卡塔尔关于外国劳工的相关法律规定为例，规定雇主必须在应结付日起7日内将员工工资汇至银行，按期支付劳动报酬。若雇主未及时支付，将采取停发任何营业执照等行政处罚甚至是监禁等刑事处罚。2014年第18号决议还对劳动者的住宿条件与标准做出新规定。卡塔尔国目前正鼓励兴建劳工大型高端居住社区，保证劳动者享有高水平的娱乐休闲生活，社区的建设还将遵循最高安全标准与卫生标准。该国劳动调查专员对用人企业进行监督，调查员拥有总检察官授予的司法拘捕权，对违反劳动法的犯罪行为可施行拘捕与定罪。根据2004年第14号法令的劳动法规定，劳动调查专员拥有“在白天或夜晚任何工作时间，无须提前告知便可进入工作场所，对记录、账本、档案等任何与劳动者相关的文件进行检查，确定其行为是否合法”等职权。④我们的一些企业制度遭到了沿线国家工会组织形形色色的抵制。在缅甸，甚至在最危险的索马里、叙利亚、伊拉克、阿富汗等考察时发现这些国家的工会制度也与我们有很大差别。制度建设的国际化本来就是中国企业的一大短板，而许多企业没有问清规则就踏上了“一带一路”，结果是签约容易获益难，且诉讼难、撤资难。
三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涵盖人口数十亿，文化差异性不可低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要信奉伊斯兰教、基督教、东正教等，华夏儒道罕有存迹。我们在实地考察中听当地人介绍，中国一种食品以“八戒”为标识，结果遭到了多国抵制。中国企业走出去不可不问文化差异和宗教禁忌。意识形态、民族、文化、种族的差异是必须直面的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