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有着内倾性诉求（“美国优先”）的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影响欧盟整体性建设的英国“脱欧”等事件，确实折射出美英等发达国家对全球化的态度有所调整，但当今世界相互依存加深的基本态势并未也难以因此而彻底改变。一些国家和民粹主义政党确实对全球化有不满情绪，所针对的主要是由全球化带来的各种负面影响，而非全球化本身。技术进步、通信发达、交通便利、商品价格降低等因素仍在推动全球化的发展，尽管与危机前相比，全球贸易增长缓慢（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数据，2015年、2016年、2017年分别维持了2.7%、1.7%和1.8%的增速）。世界经济低迷时期，全球货物贸易扩大的空间确实大大收窄了，但是，包括金融、通讯等在内的服务贸易的增长仍有较大潜力，其进一步开放可能成为推动全球贸易的新动力。2017年2月，全球多边“贸易便利化协定”的最终达成，成为多年来举步不前的世贸组织推动全球自由化进程的一抹亮色。这一协议将简化各国边界与海关程序，便利各国商品在全球流动，将使全球贸易成本减少14%，至少创造2000万个就业机会，经济增长提高0.5%。从短期看，全球化可能有所放缓。但从中长期看，和平与发展仍是国际社会的普遍诉求，各国仍会在反思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的基础上加紧探索新的合作模式。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只是由于特朗普政府对既有多边安排不满，特朗普显然更重双边协调，并期待进一步获取对美国贸易有利的利益与规则。英国“脱欧”可能意味着“欧洲民族国家的回归”，①但在政策层面仍强调可能使其更灵活地参与全球化，英国甚至对“脱欧”的解释是“为了更好地拥抱世界”。此外，美欧一些反全球化民粹势力的联动也会纠正全球化无限制拓展的偏颇，进而从其他角度强化各国间的联系。历史的发展往往呈螺旋式上升，当前全球化与国际合作的深度盘整，也许是未来合作与更高层次全球化的先导。
其次，大国战略竞争重新升温并未打破冷战后大国持续的互动方式，“你中有我”“斗而不破”仍会是今后较长时期内大国关系的重要特征。表面上看，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特别是2014年乌克兰危机以来，部分大国关系氛围似乎明显恶化。俄罗斯与美欧一度爆发冷战后最激烈的战略对峙，俄甚至被“开除”出八国集团。中美也围绕亚太秩序的重塑展开博弈。不少西方战略学者与政府官员认为大国战略竞争已重回“国际舞台中心”。②在海洋问题上，大国海权博弈更趋升级，各方就海洋规则与海洋秩序的构建、海上通道维护、海洋热点问题的解决等激烈竞逐。但与此同时，主要大国间的战略协调与合作却一刻也没有停止。在中美关系上，尽管双方的分歧有所增多，但两国始终注意维护双边关系战略稳定。而俄美、俄欧关系虽时而剑拔弩张，但依然避免直接冲突和摩擦。美欧虽与俄罗斯存在这样那样的矛盾，但要真正实现维护欧洲安全稳定、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应对中东乱局等战略目标，俄罗斯仍会是一个绕不开、躲不掉的重要伙伴。尽管俄罗斯面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战略围堵甚至打压，不过，加速自身发展，逐步改善同美西的关系乃至大幅减轻其对俄制裁，仍是摆在俄罗斯面前的重要课题。显然，虽然大国竞合博弈激烈，但存在“山穷水复”之后迎来“柳暗花明”的基本诉求与愿望。
再次，世界多极化仍在曲折发展，“东升西降”“南升北降”基本趋势未变。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新兴与发展中国家占全球GDP的总量已超越发达国家。尽管在金融危机冲击下，新兴大国遭遇“成长的烦恼”，群体性崛起势头有所放缓，个别金砖成员甚至有“失色”之虞，但总体上仍能利用自身禀赋和优势，保持住中高速增长态势。国际组织与机制普遍预测，在历经数年的调整与震荡后，2017年新兴国家经济增速有望达到4.6%，明显超过发达国家1.8%和全球3.4%左右的水平。③从目前看，主要新兴大国的发展开始呈现缓中趋稳的积极迹象，包括俄罗斯、巴西等在内的不少新兴国家发展都在明显反弹。如俄巴两国经济降幅趋缓，2016年增速分别达到-0.8%和-3.3%，较2015年的-3.7%和-3.8%有所好转，2017年也有望继续转稳。④整体看，金融危机以来新兴国家的迅速发展，正使得传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主导下的国际秩序发生深刻改变，有利于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