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非传统安全挑战错综复杂，整个世界难以独善其身，出现问题更不可能单独应对。“地球村”“环球同此凉热”正是其必然体现。气候变化、恐怖主义、跨国犯罪、传染病爆发等问题频出，对现实世界、政治、经济与社会治理产生巨大影响，挑战着单一传统主权国家政府的权威与能力，人类社会仍需要携手并肩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不确定性酝酿着变化与风险
机遇与挑战、确定性与不确定性总是相伴相生。在这样一个变化已成常态的世界，既要看到一些影响世界未来基本走向的大趋势并未发生根本改变，又要进一步探究那些可能影响世界发展方向的不确定性因素和风险。尽管不确定性和变化会带来风险，但毫无疑问，不确定性也将带来机遇和发展。特别是随着当前国际秩序的深刻调整，如果新兴大国能够妥善应对、善加引导，将有望推动建立起更为合理的新秩序。
首先，既然全球化仍在深入发展，那么在全球化的推动下，既有的国际秩序与全球治理架构到底会向何处去？未来的全球化到底是真正实现“同舟共济”，还是变得更加“同舟共挤”？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际社会正面临着一系列超越传统主权国家界限和地区边界、牵动整个人类安全与发展的新型重大议题。它们不仅改变着当代国际关系的内容与基本形式，也在重新塑造着国际关系的新规则与新机制。与传统国际关系议题不同，这些新型全球性议题无论从存在空间还是影响后果上都具有全球维度，其解决也只能通过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在此情况下，这些新型议题的涌现势必会加大现有全球治理需求与治理能力间的巨大差距，成为当前国际秩序调整中面临的重大课题。美国外交关系学会主席理查德·哈斯甚至明言，世界秩序已从早期对主权国家保护的世界秩序1.0转向了国家间具有相互义务的2.0时代。⑤
然而，在实践上，作为现行国际秩序中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却对国际秩序的调整采取了实用主义的态度，严重削弱了联合国等现有全球多边治理机制的权威。而“美国第一”“美国利益优先”也越来越成为美国政府制定和实施对外战略的出发点。在全球发展领域，美国至今拒绝全面履行其在联合国发展议程中做出的援助承诺，拒绝参加联合国海洋法等重大多边机制安排。在网络治理中搞所谓“多利益攸关方”模式，不愿联合国发挥主导作用。在安全领域，多次绕开联合国和安理会等全球多边机制我行我素。不顾国际社会反对，对叙利亚、苏丹横加干涉；长期在反恐问题上玩弄“双重标准”，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伊斯兰国”在中东的坐大。对此，前联合国秘书长加利曾指出，美国与联合国等全球多边机制的关系已成为21世纪最难处理的“双边关系”。⑥
第二，世界力量格局的变化催生世界政治、经济权力的再分配，围绕权力再分配的博弈也将影响未来世界秩序的形成甚至再生。尽管特朗普等美国政治家一再强调要使美国重新强大、乃至打造新的美国世纪，然而随着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态势愈加清晰，既有的主要是形成于二战后的权力架构显然已不能适应世界的现实变化。如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曾被认为是三架马车的美欧日，已然让位于“基础四国”与美国、欧盟的三足鼎立。在全球与地区安全事务上，中俄等新兴大国所倡导的“集体安全”“共同安全”，也显然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所强调的旧式的排他性“同盟安全”形成了一定的制衡关系。未来，随着世界力量对比的深刻变化，力量对比与既有权力架构间的错位将更加严重，并进一步加剧各大力量间的猜忌、戒备甚至摩擦。尽管“斗而不破”仍会是大国关系的主要基调，但各大力量间的竞合博弈势必会升级升温，由大国竞争与权力真空导致的世界政治“碎片化”风险也在加大。现存国际秩序将受到进一步考验，而新的国际秩序与机制的形成却远非一蹴而就，从混乱、失序的空窗期，到完善和再生的纠结、磨合乃至达成共识，也将是艰难曲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