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信息化全面推进了人类社会的互联互通，也与各国已有的社会政治问题相互渗透，各种势力、意见纷涌，主流、精英与民粹主义力量对峙争斗，种种利益集团诉求越来越多而且更难以平衡，各国在转型发展过程中受到的牵制愈加突出，甚至面临新的治理困境。以2016年美国大选为例，如果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纽约时报》等主流媒体的调查，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明显领先。然而在推特和脸书等新兴网络平台上，特朗普却占有优势，他不仅拥有众多网络粉丝，也时常通过这些平台发布自己的观点，甚至公开批评美国传统主流媒体有意倾向民主党、误导民意。这种传统媒体与新兴网络平台的对立，恰好同美国社会中早已存在的精英与普通大众的对立相互强化，最终深刻影响了美国大选的进程。从美国社会看，美国中产阶级人口占比已从1971年的61%降至目前的50%以下。而截至2016年底，全球最富裕的10%人口的消费额占全球总消费的59%，所拥有财富占全球财富的85%；底层50%人口的消费额仅占全球消费的7%，所拥有的财富仅占总财富的1%。对此，《21世纪资本论》的作者、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认为，经济发展并不必然带来贫富差距等社会问题的解决。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指出，尽管美国政府一直宣扬要建立“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但美国社会政治的现实却在转向“1%有、1%治、1%享”。⑦在这种背景下，精英同普通大众的对立越来越成为全球性的社会政治现象。而新兴网络技术与自媒体的发展恰好迎合了当前大众对传统精英、权威和媒体的反抗，使各种社会政治矛盾以及由此带来的治理难题更加凸显。
第四，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挑战交织联动，地区与国际安全的不确定性与风险增大。大国力量对比的变化势必导致传统地缘博弈的升温。金融危机以来，在内外各种矛盾的催化下，亚太、中东、东欧三大传统地缘热点不断升温，使整个欧亚大陆从东缘向西南形成全球最大的地缘风险带。各主要战略力量则围绕相关地缘热点的主导权折冲樽俎、拉锯对峙，也使国际及地区安全格局调整变得愈加曲折反复。与此同时，非传统安全挑战更加严重，传统治理手段与机制日益捉襟见肘。在反恐领域，公然建国的“伊斯兰国”等新恐怖组织与“基地”交相为恶，竞相吸引全球极端分子参加。而海、空、天、网、极等“战略新边疆”的争端也愈演愈烈，成为国际博弈的新舞台。埃博拉、寨卡等病毒的大范围传播更是造成人员和财产的严重损失。世界卫生组织指出，近年来由严重疫病流行所造成的损失，其严重程度并不亚于一场大的战争。此外，像气候变化、能源与粮食短缺、难民问题等，一时还找不到彻底的解决方案。而美国、欧盟等在应对上述挑战方面的退却，势必加剧全球与地区安全、稳定所面临的系统性风险。
世界与国际秩序的未来
目前要系统描述未来世界与国际秩序的总体轮廓尚有难度，但随着世界大转型、大调整的深化，一些重要趋势或许将愈加清晰。
一是美国治内谋外出现阶段性调整，先内后外、重内轻外可能导致国际治理效率的缺失。面对内外挑战，奥巴马执政8年中力图通过结束两场战争、与大国合作解决问题，力避在中东与阿富汗等地区热点陷入泥潭。同时，针对中国等新兴大国崛起，重点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强化美国亚太盟友体系，既维持美国战略主导权，又避免过多损耗美国自身实力资源。展望特朗普执政前景，内政仍会是其关注的重中之重。如何落实特朗普在竞选期间承诺的大规模减税、放松金融监管、制定新的医改计划，以及加强移民管控等内容，仍将是美国政府的施政重点。在对外关系上，特朗普可能继续要求盟友伙伴承担“更多责任”，以将主要精力放在国内。继宣布退出TPP，美国在落实气候变化巴黎协定、联合国2015后发展议程、推进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等多边机制成果方面可能更加消极。随着美国参与、推动全球治理的意愿和能力下降，全球治理中的供需矛盾势必会更为突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