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民主制，实际上是一种精英政治。在这方面，熊彼特的民主理论很有代表性：“不存在全体人民能够同意或者用合理论证的力量可使其同意的独一无二地决定的共同福利”⑦，不存在“可以有说服力地称为代表人民意志的东西”和符合“人民真正的需要”的东西，⑧现实中所存在的只能是选民通过一定程序选举决策者的机制和过程，因而“民主方法就是那种为作出政治决定而实行的制度安排，在这种安排中，某些人通过争取人民选票取得作决定的权力”。⑨精英政治的必然结果，是资源分配不断向掌握了权力、资本、知识的精英阶层倾斜，是普通民众对于政治的无力感。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选举投票率的不断下降，可以视为人民对精英政治的无声抗议。然而，事情正在起变化。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与即时通讯工具的革命性突破，长期被各类精英垄断的权力格局，正在被撕开一个口子。美国大选特朗普的胜出，菲律宾大选杜特尔特的胜出，尽管夹杂着不少民粹主义的因素，但也反映了生活在最底层、沉默的多数人的不满。问题仅仅在于，这种政治上的变异能从根本上颠覆根深蒂固的精英政治吗？
熊彼特把民主视为人民通过选票选择政治精英的方法。达尔提出衡量民主的五项标准是：有效的参与、投票的平等、充分的知情、对议程的最终控制、成年人的公民资格。⑩达尔提供的标准，貌似客观中立，但实际上是也是以多党制、自由竞争选举为基础的，这在他对“没有什么政治制度”在塑造民主国家上的作用能“比得上选举制度和政党制度”的分析中清楚可见。⑪事实上，他视“列宁主义”为“民主剩下的惟一的、也是一个极权主义敌人”，认为中国这个“有着四千年灿烂的文明历程”的、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从来没有体验过民主”“至今还没有实现民主”，⑫“在21世纪即将上演的重大历史剧的结果将表明是否中国的非民主政权能够抵挡由市场资本主义培养的民主力量”。⑬遵循熊彼特和达尔的传统，亨廷顿更直接地指出：“公开、自由和公平的选举是民主的实质，而且是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由选举产生的政府也许效率低下、腐败、短视、不负责任或被少数人的特殊利益所操纵，而且不能采纳公益所要求的政策。这些品格也许使得这种政府不可取，但并不能使得这种政府不民主。”⑭大部分西方民主理论，都把自由竞争选举、多党制或两党制，当作民主的核心特征。基于欧美历史与经验的特定民主模式，被普遍化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民主标准。但如果亨廷顿所说的是事实，那样的民主对于人类还有什么吸引力？
依照西方国家的标准，中国政治自然属于非民主政治。福山认为：“中国目前是威权的体制，在这里没有竞争性的选举，没有可以自由批评政府的反对力量，所以它是一个威权体制的国家。”⑮所谓的中国模式，也主要体现在“有一个高质量的威权政府”和“不受与市场经济和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相伴而生的法治或民主制度的制约”上。⑯福山承认，“在非民主的替代型政体中，对自由民主制的普遍进化模型的观念，提出最严重挑战的是中国”。⑰但他同时认为，中国的威权体制，也面临来自体制内部和社会结构变化的挑战。在体制内部，“决策效率很高”，或者说“中国的威权主义体制的优势是假如领导人和领导集团是好的、高质量的”，“但问题是中国如何保障领导人和领导集团是高质量的呢？到目前为止，我没有看到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⑱在社会层面，不断增加的受过教育、拥有相当财富的新型中产阶级，“产生参与要求”“却得不到现存政治体系的接纳”，“它的表现就非常相似于世界其他地区”，特别是在“增长放缓和面临危机的时候”。⑲鉴于此，福山认为中国的体制并不比自由民主制优越。
无论是中亚、中东、北非等地区的某些国家推行美国式自由民主制的教训，还是自由民主制在它的母国遭遇的困境，以及欧美学者对中国体制的既赞赏又怀疑、既肯定又否定的纠结评价，都说明了一个问题：抛开意识形态的偏执不论，民主的确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一个国家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必须立基于自己的国情，不断进行艰苦而漫长的探索，才能取得实质意义上的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