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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治理格局变革视野下的“一带一路”(2)

全球治理遭遇的困难及其根源

国际关系的历史如果按照不同的标准和逻辑,会有不同分期,但从全球治理的角度看,如下大致划分可能对人们认识问题的起源和性质更有助益:一是二次大战前的国际关系,二是二战结束到冷战结束的国际关系,三是冷战结束后至今的国际关系。二次大战前的国际政治或国家间关系,总体而言,其宏观结构由两部分组成,其一是解决资本帝国主义国家之间战争和控制需要的称霸和制衡结构,其二是解决这些国家与殖民地国家矛盾和斗争的掠夺支配结构。不难看出,在这样相对封闭的二元结构国际体系之中,虽然国际矛盾和纠纷错综复杂,但是不可能产生后来所谓的全球治理的概念和实践。全球治理问题的肇始,实则是二战后全球任一偏僻角落都被纳入到世界范围的利益与权力结构之中以及以联合国的创设为标志的制度体系之中的结果。就权力和利益格局而言,美国和苏联以及围绕美苏所形成的国家集团之间的抗衡和较量,将世界上所有国家和地区都吸纳到各自相对独立又相互交织的巨大权力和利益链条之中,换句话说,世界上所有国家和地区都或被动或主动、或深或浅地被卷入到空前的相互联系之中。这正是全球治理问题产生的现实基础。就制度和体制而言,联合国以及后来一系列的国际组织和国际制度的出现,则试图将全球范围内的权力和利益的争取、巩固和转移在一定程度上加以规制,从而即使不能彻底也能在相当程度上防止人类再次走向世界大战或自我毁灭。而这正是全球治理问题产生的规范基础。冷战的结束,打开了两霸相争的相对封闭环路,释放出潜藏其中的巨大能量,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国际交往和流动以加速度的方式进行,全球治理议题以其空前的重要性被推向世界政治经济议程的前沿。

当前的全球治理大体上包含了三个维度,即社会、政治和经济,同时有两个内容,即机制和过程。①但是如果对全球治理的议题不加以限定的话,它就可以涵盖无限广阔的世界政治内容和国际关系内容,从而大到和平与安全、领土与主权、生存与发展、军备与核武,小到冲突与难民、贫困与援助、减灾与救援、儿童保护、性别平等、走私与洗钱、跨境犯罪、防恐反恐、疾病防控、人口贩卖、传染病防治、毒品禁制;高到政治与秩序、平等与民主,低到贸易与金融、环境与气候,都将成为全球治理的范畴。在这个意义上,许多观察家怀疑全球治理概念的确切与适当,将之看作是无边无界的空洞修辞,则在相当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了。但是,我们不能仅仅因为全球治理具有这样的广阔含义和丰富内容,就怀疑其巨大的现实价值和实践意义,也不能因为这一问题包含有人们不愿意看到更无法找到捷径予以解决的众多难题,就转而否定问题的存在本身及解决问题的实践。恰恰相反,人们只有从纷纭复杂的现象中梳理出全球治理的本质内容和基本指向,才能透过表象到达实质,对问题产生的根源及其原因做出理性的分析和评判。

概而言之,既有的全球治理格局一方面由于其触及的都是世界范围内亟待解决的问题,并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成效,从而提供了在民族国家界限仍然明显存在的情形下解决共同问题,以及超越民族国家界限通过国际组织和国际制度解决问题的思路和途径;另一方面,既有的全球治理格局却由于存在着始终不能突破的局限,从而呈现出步履维艰、困难重重的局面,甚至面临着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上的中断和倒退的危险。这种危险可以被称之为“全球治理失灵”现象,即现有的国际规则已经不能有效地管理全球事务,不能应对全球性的挑战,从而导致全球问题不断产生和积累,进而产生了世界秩序失调的状态。这种失灵现象的产生主要是基于当前的制度性安排和秩序理念已经无法跟上世界变化的步伐,从而导致各国在面对全球性挑战时往往显得无能为力。②具体而言,则在于如下悖论和困境的存在从根本上制约了全球治理实践的进展与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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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樊保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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