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既有的全球治理格局始终无法突破其所面临的主体困境。所谓全球治理的主体困境，就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而言，本质上是指全球范围内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权力和利益困境，因为政治主体的最现实关切无一例外是围绕其国家权力和战略利益形成的。虽然，全球治理概念的提出乃至实践，在相当程度上需要民主和平等理念的修饰和包装，但无法回避的现实是，对于在一定范围领土上享有至高主权的政治实体来说，国家始终缺少来自于更高权力实体的强制约束，国家在处理国际关系和全球问题中所奉行的某种道义原则，在国家权力和利益需要的硬约束面前，通常一定会显现出现实主义命题下的脆弱性和软弱性。由国家性质导致的这一根本悖论及由之形成的选择困境，在对全球治理具有强依赖意义的一些大国、强国和发达国家那里，表现得尤其明显。在全球范围的公共秩序与这些国家的根本权力需求和利益诉求相一致的情形下，这些大国、强国和发达国家，会在相当程度上表现出提供公共产品和解决国际共同问题的意愿和能力；而在全球公共秩序及其实现机制与自己的权力需求和利益诉求相反或相抵牾的情形下，这些国家则会毫不犹豫地放弃维护国际秩序和支持解决国际问题的责任，做出最符合国家利益的选择，这时它们口中曾无比珍视的民主平等和自由人权的价值，立即就会成为悬在空中的空洞幌子。这些国家从不忌惮国际范围内的战、乱、变，只要这样符合其自身利益，甚至在很大程度上，上述国家就是战、乱、变的始作俑者。最近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在议会审议英国脱欧是否合法前所发表的致辞以及特朗普发表的国情咨文中，这一点得到了充分表现。在特蕾莎·梅那里，只有英国脱离欧盟，才能实现国家更高程度的安全、稳定、繁荣和对外关系的多元化，以及更好地与欧盟相处。但是，人们不能消除的疑问是，她的这些说辞后面，有多少是出于摆脱难民危机、反恐责任和趋利避害的现实考量。更需追问的是，伊拉克战争后遗症和叙利亚战争所造成的难民潮，英国要为其负多大的责任。美国新总统特朗普则指责，美国为保护别国边界能花费三万亿美元，却不愿花钱保护自己的边界；美国让别的国家赚取的成千上万亿美元，完全可以用来将美国的基础设施重建三遍。但是，特朗普却完全遗忘了，美国在中东的强权行为使自己国家获得了多少石油利益和地缘利益，他也完全忘记了，高居全球分工体系顶端的美国，在世界范围内薅了多少国家的羊毛，赚取了多少高额利润，榨取了多少剩余劳动，消费了多少廉价商品。
与上述相对照，全球治理主体困境的另一重含义，则在相当程度上凸显了其荒谬所在。世界上存在的众多小国、弱国和发展中国家，即使认识到全球治理对于自己的积极意义，有意愿参与其中，却困于机会的缺失和能力的薄弱，以及在既有国际秩序中的地位而难以有所作为。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P. Kindleberger）在阐述“霸权稳定论”时就曾指出，世界需要一些大国作为“稳定者”来维持其经济体系的稳定，而这正是英国在19世纪、美国在1945年之后所做的事情。1919～1939年，是英国没有能力而美国不愿意发挥世界领导作用的时期，正是在这一时期，爆发了至今仍然令人谈之色变的全球性经济危机。③尽管“霸权稳定论”的观点存在着不少争议，但是它所指出的一个事实——只有大国才有能力而小国没有能力维护世界秩序的稳定——却是客观存在的。更难让人接受的是，在大国、强国和发达国家所主导的全球治理格局下，全球治理的某些内容和指向并不是为各国提供公共物品，而是这些大国、强国和发达国家的套路和策略的充分体现，它们被强加到其他国家的身上，可能会对那些国家的利益造成严重的损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