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与全球治理
作为中国主动发起的一个合作倡议，“一带一路”是中国今后推动全球治理发展的主要依靠。“一带一路”本身就可以被看作是全球治理发展的产物，它反映了发展中国家积极提升自身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以使自身利益在全球治理的进程中得以维护的需求。尽管全球治理的发展大大提升了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但不可否认，主权国家仍然发挥着不容置疑的主导作用。但是，各国之间在权力分配上的巨大差异决定了在全球治理中并不是所有国家的地位和作用都是一样的，因此，全球治理进程既是解决全球性问题的过程，同时也是全球权力分配的过程。⑱全球治理制度也就必然反映出各个国家的权力在全球层面上的分配，也就是说国家权力的大小是决定该国在全球治理制度中所发挥作用大小的主要因素。当前由发达国家所主导的国际制度也就自然成为主要维护发达国家利益的工具，发展中国家则处于相对不利地位。以作为“一带一路”重要支点的亚投行为例，该机构旨在为亚洲的发展中国家开展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必要的资金。对于某些国家而言，基础设施建设是其所面对的最为迫切的需求，而资金则往往又成为制约其开展基础设施建设的瓶颈。相比之下，中国有能力也有意愿为这些国家的发展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当前亚洲地区的经济治理模式是由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所主导的，而这些机构却被美日等发达国家所垄断，从而导致发展中国家合理的资金需求往往不能得到及时满足。面对这种问题，亚洲的发展中国家也只能依靠自身，建立由发展中国家所主导的新的治理机制。亚投行成立的意义就在于推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以利用更加广泛的市场机制来解决发展中国家资金短缺的问题。⑲
因此，“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适时地反映了中国推动全球治理深入开展，并使这种治理更加广泛地惠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迫切愿望。在这一倡议中，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这种命运共同体不仅包括亚洲国家，也包括世界其他地区的国家，不仅包括发展中国家，也包括发达国家。命运共同体思想集中体现在“一带一路”所倡导的互联互通中，这种互联互通涵盖了欧亚大陆、非洲以及海洋国家，是一种全方位、多层次、复合型的互联互通网络。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大战略设计的支撑基础，而实现互联互通则要构建基于基础设施、制度规章和人员交流三位一体的全方位链接，发展四通八达的海、陆、空基础设施网络，从而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全方位、立体化、网络状”的大联通。⑳同时，一带一路还强调包容性原则，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尽量同当地已有的各种制度相兼容，而不是“另起炉灶”。二是包容域外力量，不刻意排斥美日等大国的势力。例如，尽管美国对待亚投行的态度并不友好，但是这一机构一直对美国的加入持开放和包容的态度，并且，这一机构中的现有成员也包含了法德等西方发达国家。
当前，“一带一路”还处于初始阶段，其主要功能集中在经济、金融和投资等领域，而亚投行也是一个多边投资银行。但是随着这一战略的不断推进，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也会不断增强，而其引领全球治理的角色也会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一带一路”战略反映了中国为全球治理提出“善治”方案，为国际合作贡献中国智慧所做出的努力。未来这一战略很有可能会随着国家间合作的不断深化而超越经济领域，深入到更加敏感的政治和安全等领域，从而实现中国提出的“秉持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理念，全方位推进务实合作，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同共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的目标。亚投行的顺利运作证明了多边主义的可行性，也表明“一带一路”在未来需要在多边主义的框架下进一步推进。未来的“一带一路”也需要进一步的制度化，以建立多边主义的国际制度作为主要目标，从而实现对现有的全球治理机制的有效改革，并且推动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规范的出现。
结论
2016年发生的一系列“黑天鹅”事件，包括英国通过全民公投的方式做出了“脱欧”的决定，特朗普出乎绝大多数人的意料当选为美国总统，以及2017年有可能出现的某些事件——如极右翼的玛丽莲·勒庞有可能当选为法国总统，使得对全球化可能出现逆转的担忧逐渐升温。尽管发达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垄断地位往往受到诟病，但是不可否认的一点在于，离开了西方发达国家的推动，全球治理将会不可避免地陷入困境之中。从道义上来讲，西方国家是造成当今世界上绝大部分问题——从全球经济失衡、气候变化到难民危机——的始作俑者，因此有责任也有义务为解决这些问题做出更大的努力。从能力上来讲，尽管近年来西方大国地位有所下降，但仍然是推动全球治理不断前进的一支重要力量。如果西方国家内部的反全球化倾向得到进一步发展，那么全球治理未来的发展也就注定不会一帆风顺，中国所面对的压力也会陡然增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