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证研究显示多中心空间战略具有改善特大城市经济绩效的潜力
多中心空间战略的实践表现不禁使我们反思，多中心会不会仅仅是理想的乌托邦？适度分散的发展理念能否在效率上满足城市的发展需求？如果多中心空间战略本身是科学的，又该怎样推进？厘清这些问题，结束对多中心空间结构经济绩效争议的可靠办法是展开实证研究，尤其是严谨的计量检验。但由于数据获取困难以及这一问题本身所特有的经济绩效与空间结构之间的内生性难以克服，相关实证研究凤毛麟角，结论也不统一。此外，空间结构的经济绩效还具有很强的地理空间尺度敏感性，需要在不同尺度下展开分析。
都市区尺度
Lee和Gorden在2007年的工作论文以及Meijers和Burger在2010年的研究都是以美国大都市区作为样本，但结论不尽相同，多中心结构与城市人口和就业的增长无显著因果关系，但却对劳动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我们曾以全国200多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样本，分别以市区整体和都市区为研究地理单元展开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控制了其他经济增长因素之后，多中心结构城市具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而且这一结论适用于较大规模的城市，而对于常住人口在100万以下的城市并不适用；调节效应分析显示，互联网普及可以增强多中心结构的经济绩效。经济绩效与交通成本和土地成本相关，我们对中国地级市市区的计量检验显示，多中心结构可以降低平均通勤时耗；多中心结构与城市平均地价也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但因果关系不确定。
市域尺度
这是我国独特的地理空间单元，尽管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城市集聚体，但却是政策执行空间单元。我们对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计量分析结果与都市区结果截然相反，即单中心结构具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工具变量结果也支持这一结论。异质性分析显示，劳动力规模在100万以下的城市，单中心结构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劳动力规模在100万以上的城市，多中心结构具有更高的综合效益；不过，当城市劳动力规模达到280万以上，单中心结构又具有更好的经济绩效，但后一结果尚不稳健。这其实反映了集聚经济与集聚不经济之间的博弈，小城市规模扩大，集聚经济超过集聚不经济，因而单中心结构绩效更好；而到了一定规模以上，当集聚不经济边际递增超过集聚经济，多中心结构绩效更佳；但当城市具备了很强的资源动员能力来降低集聚不经济，比如直辖市或省会城市可以通过建设地铁等城市快速轨道交通来缓解拥堵，集聚经济的最佳规模门槛可能又要提升了。
城市群尺度
从多中心——单中心视角检验城市群空间结构经济绩效的论文少之又少，对城市群的定义和样本选择不同，结论也不一致。我们按照相对严格的标准界定了城市群概念，选择了我国相对比较成熟的十三个城市群为研究样本，从形态和功能两个维度对城市群多中心结构与经济绩效关系进行了系统的计量经济检验，结果显示，从形态角度来看，大多数城市群空间结构自1980年以来呈现多中心化的趋势，而且多中心的空间结构也有助于提高经济发展水平；从功能角度来看，除了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唐城市群已经表现出向多中心演变的趋势外，多数城市群呈现单中心的功能集聚特征，未曾发现功能的多中心与经济绩效具有显著相关性。
结论与启示
通州城市副中心和雄安新区发展，是我国政府多中心空间战略的实践，是检验城市规划理想的伟大试验。多中心空间战略是城市规划的一个传统思想，更是城市规划者创造美好城市发展格局的理想。尽管其绩效还需要更加严谨的论证和研究，但无论是从理论根源还是审视实践表现，政府作用不可或缺。凡是成功的案例都是政府坚持所为，而失败者多是政府主导作用缺失。综观世界各国，我国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积极表现，使人们对其担当起多中心战略的实施主体充满信心。在笔者看来，通州城市副中心建设和雄安新区发展所积累的经验，将对世界城市规划理论发展做出里程碑式贡献。
雄安新区的建设不仅有助于缓解北京压力，还有助于促进京津冀均衡发展。我们的实证研究显示，与长三角地区核心城市对周边小城市具有正向溢出效应不同，京津冀地区存在大城市对小城市的经济增长抑制作用，新经济地理学称之为“集聚阴影”，亚行对此提出了“环京津贫困带”现象。改变京津冀地区差距，使阴影变为经济增长的阳光地带，需要核心城市正向溢出，而设立雄安新区则恰逢其实，不仅是实现北京功能溢出、缓解北京压力的重要举措，而且有助于带动区域增长，促进一体化，减少发展落差。
北京和上海实施多中心空间战略宜早不宜迟。多中心空间战略需要培育反磁力中心，当主中心城市大到一定规模，吸引力落差导致副中心发展举步维艰。从这一角度来看，今天的北京和上海都过了多中心战略的最佳时机，建议能够尽早尽快实施。
既要坚持政府积极引导，又要尊重城市发展规律。个人行为主导的市场力量只会使城市规模过大，而达不到最佳规模。只有政府引领才能扭转集体非理性结果，这是多中心空间战略的本质。在中国特殊国情下，尤其需要政府发挥作用。因为今天的过度集聚并不是纯粹市场经济使然，需要政府出面疏解功能。另一方面，城市发展最终成功与否取决于市场力量，取决于企业和个人最后“用脚投票”。要尊重城市发展客观规律，只有模拟市场，经过周密的政策设计和持之以恒的贯彻实施，才能够成功。而且，政府在前期完成历史使命后要适时退出，让市场发挥后续主导力量。但界定市场和政府边界异常困难，既是科学，也是艺术。如何在通州和雄安建设中科学界定政府和市场分工是一个亟需深入研究的问题。
【本文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