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地卖地。一些县乡干部，甚至村居干部，在旧城改造、“城中村”改造、城乡结合部改造或新农村建设中，盲目圈地占地，大肆出卖村居集体土地现象屡禁不止。例如，湖南省永州市江永县潇浦镇三元宫村6组(车头铺自然村)是位于江永县城内的“城中村”。2011年5月，以原村民小组长蒋某湘、原村会计蒋某跃为代表的8名村民将本组位于县城规划区内的部分土地以5至8万元一亩不等的价格卖给村民建房,蒋某湘、蒋某跃等人将这些非法所得按全组村民现有人口平分，每人共分得12100余元。甚至还有一些村居干部，利用手里的权力霸占山林湖泊，违规建造豪华墓地。2015年9月14日，吉林省第四巡视组在向延边州反馈时，明确指出，该州有的县（市）机关干部及其他公职人员违规违法在农村圈地占地建房、建别墅问题比较突出；有的乡镇、村存在违规违法出售集体林地建设墓地问题。此外，被央视焦点访谈曝光的汕头市潮南一村官在村人均土地不到0.2亩的情况下，却大肆圈地建造豪华陵墓。
私办企业。为有效防范村干部私办企业造成的基层腐败问题，党和国家一直在努力理顺村“两委”与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关系。2015年11月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在《深化农村改革综合性实施方案》文件中明确提出，积极探索剥离村“两委”对集体资产经营管理的职能，开展实行“政经分开”试验，完善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的村民自治组织和集体经济组织运行机制。现实中，一些村“两委”主要成员兼任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或实际控制人的现象较多。一些基层村社由于“政经不分”，村委会作为基层自治组织，不得不承担着一部分经济职能，资产的管理和交易存在一定不规范现象，某种程度上也成了一些基层腐败的根源。一些村居书记或主任兼任村居集体经济组织法人，极容易造成基层社会政企不分。另外，村居负责人即使不兼任村集体经济组织负责人，但自己在基层创办公司，容易借自己手中的权力侵吞村集体资产，造成村集体财产流失。
“截留冒领”。随着国家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的加大和国家财政惠农补贴的增多，一些县乡、村居干部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私下造表，冒领国家惠农补贴和扶贫款的现象非常突出。贵州2014年立案查处3700多起贪污惠民资金案，海南瓜菜大棚补贴资金撂倒12个农业局长，河南一民政所长用267本存折先后冒领侵占低保户50余万元“养命钱”……这些不时见诸媒体的“截留冒领”报道，既反映了“拍苍蝇”的成效，也让人愕然于“蝇贪”们的贪欲之强烈、手段之卑劣、为祸之广泛。比如，内蒙古自治区杭锦旗锡尼镇察哈尔乌素村党支部书记张玉虎，虚报享受生产资料补贴对象7户，冒领补贴款5113元；虚报良种补贴775亩，冒领补贴款7750元；虚报休牧草牧场面积500亩，冒领补贴款1500元；虚报综合补贴398亩，冒领补贴款1.5万余元；虚报粮食直补32亩，冒领补贴款414.2元；虚报退耕还林118亩，冒领补贴款11万余元。因虚报冒领补贴款，张玉虎被杭锦旗纪委监察局给予留党察看两年处分，违纪资金被全额收缴。可以说，基层干部“截留冒领”是基层腐败的重要表现。
私养情人。有的县乡部门干部，甚至村居干部肆无忌惮包养情人、乱搞男女关系，道德沦丧。一方面，个别基层干部利用自己的权力，利诱身边的女性工作人员或女性村居民，达到“兔子吃窝边草”的目的。秦皇岛市开发区长不老口村原书记陈东升，不顾党纪国法和道德的束缚，堂而皇之包养情妇。在中西部的一些农村，村里的青壮劳力都外出打工去了，他们的留守妻子竟然成为村干部的猎艳对象。另一方面，个别掌握基层实际权力的部门或城乡结合部、“城中村”有实力的村（居）干部还不满足“吃窝边草”，甚至挪用单位公款或“小金库”包养情人。这些官员道德品质败坏，严重破坏党和政府形象。
染黑涉黑。当前，基层社会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黑化”隐忧。尤其在一些经济活跃的“城中村”、城乡结合部地区，个别村干部目无法纪，他们操纵选举、笼络打手、强行敛财，摇身成为百姓深恶痛绝的“黑老大”。他们靠拳头和恶名，采取非法手段操纵选举、侵吞集体财物、侵害群众利益，将村委班子变成了自己的天下。据《南方周末》抽样统计，在农村涉黑案件中，约有三成村官参与涉黑。涉黑村官中，22.5%的村官是黑社会性质组织头目包装而成的；67.5%的村官上任后，为了控制乡村摇身一变成了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头目；还有一些黑社会性质组织替村官打击政治对手，干预农村村官的选举。2014年6月28日，中央组织部、中央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在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进一步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的通知》，明确要求各级党组织把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作为整改落实的重要任务。其中，要求开展整治村、社区等基层干部违法违纪行为专项行动，特别要集中力量查处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案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