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公共政策的研究是一个“高风险”工作，所以，我们需要给智库发展创造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让智库研究得以相对超脱，即使出现不同的判断，也可以理解，要让包容纳谏成为我们共同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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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5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以来，我国掀起“智库热”。然而，要真正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世界知名的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还任重道远，中国智库仍需砥砺前行。
本土智库的相对差距
从全球的话语权而言，我国仍然缺乏一流的权威智库。尽管中国社科院在2015年发布的《全球智库评价报告》为了回避，没有把自身作为评价对象，但仍有9家中国智库入选。可即使如此，我国智库在全球的话语权上，一时仍然难以与顶级国际智库相提并论。
人们对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查塔姆社、布鲁金斯、传统基金会、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等知名智库都非常熟悉，纵观这些智库的发展历程，它们的一个核心作用就在于掌握话语权，创设新的议题，引导国内外舆论的走向。比如，所谓“中美共治”（G2）、“中美欧大三角”（G3）等热议话题，其背后都有美国智库专家们的精心策划。再比如，成立于1977年的卡托研究所，深受亚当·斯密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主张减少政府对于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干预，并且减少在国际上的政治和军事干预。为此，它总是能够提出一系列相关议题与政策建议——在经济上，减少联邦政府对市场运作以及地方州政府的干预、废止最低工资管制、废止企业补助和贸易壁垒；在相关社会政策上，深化自由学校选择制度、废止族群歧视政策、改革反毒品政策等。
我们欣喜地看到，在“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话题方面，我们的智库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果，但是，我们希望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在越来越多的国内外舞台上发出更多声音，能逐步、深度引领国际话语的走向。
从国际经济与政治等发展趋势的预判而言，我国智库目前还缺乏相应的预判能力。美国的兰德智库之所以出名，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它较早地预测了朝鲜战争，并且为美国国防部提供了相应的对策建议。而我国智库在诸多重大国内外事件的预判上，其准确性还很不够，这里包括对苏联解体、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英国脱欧等的预判。前一段网络上热传对我国某些国际政治与经济学专家的质疑，尽管不无偏颇，但是，这也说明我国智库在这方面的确存在缺失。
从国际传播能力而言，我国大多数智库习惯于在国内进行传播，暂时还没有采用其他语种进行对外宣传，只有少数智库具备进行对外传播的能力，有极少部分智库建立了全球传播的渠道。目前，中国社科院正逐步在全球有选择地建设相关的合作研究基地，这种探索仍然需要双方长期的磨合与推进。
提升智库的管理能力
在公共政策研究、功能发挥、管理水平等方面，我国智库也存在一些问题：
第一，我国智库整体的公共政策研究能力有待提高。智库要在公共政策方面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而不能成为相关政策机械的传声筒、翻译机，可我国不少智库在公共政策研究方面还存在着人云亦云的现象。比如，房地产政策研究是目前影响我国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然而，我国智库在这方面并没有给决策部门提出足够的智力支持，以至于不断推出房地产新政，房地产市场机制的作用仍然难以有效发挥，为未来我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埋下了隐患。
第二，我国智库在功能发挥方面有待完善。比如，完善重大决策意见征集制度，涉及公共利益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决策事项，要通过举行听证会、座谈会、论证会等多种形式，广泛听取智库的意见和建议，增强决策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然而，目前仍只有官方智库有可能参与到相关资政议政的工作中，大多数社会智库、民间智库则缺乏相关反馈渠道，它们的发声机会比较少；就连许多高校智库，也缺乏与决策部门对应的沟通机制，他们的研究成果难以得到有效利用。
第三，我国智库的管理水平有待加强。智库不应当成为研究人员松散的联盟，绝不能是卖点子的营销公司，更不能办成夫妻老婆店式的管理咨询公司。
中国智库需要加强内部管理，提升智库的管理能力，具体而言：
制订智库的发展战略，包括智库的中长期规划与年度发展计划。这既需要对智库未来发展的全盘谋划，也需要对当下重大政策的关切。智库要明确自己的发展定位，没有一家智库可以包揽全部公共政策的研究领域，而必须有所选择、有所侧重，突出自己的研究强项，培育相关领域的核心竞争力。我国个别智库随波逐流，什么问题热就追什么问题，往往为了吸引眼球而做了不少表面文章，却迷失了自己作为智库的核心实力所在。更可怕的是，一些智库研究人员，通过媒体的广泛传播，建立了自己的声望，进而对任何国内外政策进行实时评论，这种万金油、智多星式的做法，不仅是对他们所在的智库不负责任，对我国智库发展的整体生态也造成了严重损害。长而久之，我国不少智库忙于短平快的项目，智库研究人员必然人浮于事，处于浅层发展状态，这与国家对智库的发展期望是背道而驰的，离加快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目标只能是渐行渐远。
培育复合型能力、国际视野的智库人才。智库，归根到底比拼的是智力水平，这不仅需要智库研究人员具备高学历，更需要他们具备广泛的社会阅历，具有复合型的能力和国际化视野。因此，推进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最重要的是如何培育一支综合素质高的智库队伍。这种智库人才的培育，绝不是在象牙塔内可以修炼出来的，它需要跨学科的知识背景、跨领域的实践经验、跨疆域的国际眼界。为此，要未雨绸缪、从长计议，鼓励我们的智库研究人员一专多能，强化与政策决策部门的对接、增强在实际部门的工作经验，提供更多的出国交流机会，让智库研究作为一个高大上的职业，吸引更多有志之士投身其中。
创造智库发展的宽松社会环境。在日益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下，智库研究不可能都做到百发百中，外部环境瞬息万变，因此，智库研究出现误判的可能性会大大增加。做公共政策的研究是一个“高风险”工作，所以，我们需要给智库发展创造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让智库研究得以相对超脱，即使出现不同的判断，也可以理解，要让包容纳谏成为我们共同的目标。（作者系中国社科院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中心主任、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