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出口传导机制差异分析
巴西和韩国在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传导机制差异使得两国出现不同成长路径。巴西存在传导机制的某种阻隔，影响了出口的效用发挥，也限制了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使得增长与发展之间的良性循环被割裂，降低了经济增长的效率和速度。这种阻隔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产业结构和经济体制的传导缺陷，无法为经济增长的质量改进提供必要的环境。
（一）“出口-产业-增长”传导机制对比
在本文考察期中，巴西和韩国的产业政策可以被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为1962至1974年：巴西和韩国的出口均以低科技附加值的产品为主，但韩国已经开始酝酿其产业转型，巴西的产业结构却几乎没有太大的改变。
第二个时期为1974至1992年：两国均大力发展中高科技产品的出口，但韩国集中优势产业，巴西则采取了相反的政策，分散化地鼓励企业发展不同种类的中高科技产品。
第三个时期则是1992年至今：韩国的高科技产业转型完成，人均GDP超越巴西，并脱离中等收入陷阱，巴西的产业升级和改革没有完成，整体经济复杂性较之90年代反而下降。
巴西和韩国不同的产业政策效应产生两方面的直接影响。一方面是使得两国技术水平差距加大。以专利数量来衡量两国技术差距，据统计，从1984年起，韩国的专利数量开始超越巴西，并大幅增长。另一方面则使得两国的经济结构出现分化。巴西在开放市场依据比较优势原则主要出口初级产品和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制成品，进口资本品、中间产品和消费品。这样的贸易结构在客观上也促成了相对固态化的产业分布，使其在全球生产中经济收益水平相对较低，制造业规模扩张的同时，产值在GDP中的比重却呈现整体下降趋势。与之不同，韩国则在国际竞争下，出现工业（特别是制造业）的较快成长。截至2015年，巴西的三次产业占比分别为9.1%、35.6%（制造业为23.6%）和56.3%，而韩国则依次为12.7%、34.0%（制造业为24.5%）和53.3%。同期，巴西的制造业人均产值为586.3美元，仅为韩国（2265.3美元）的25.9%。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两国产业结构和经济政策很好地验证了出口复杂度、产业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在20世纪60年代，巴西和韩国的人均GDP和经济发展均处于相似水平。在随后的发展中，韩国结合国际竞争的需要，及时出台必要的产业政策，促使动态产业竞争优势持续扩大。通过不断提高产品复杂度、着力生产和出口科技导向型产品，出口成为韩国经济增长较为稳定的动力来源，最终促使其超越了以大宗产品出口为主导的巴西，并脱离了中等收入陷阱。
就巴西而言，在初级产品出口导向和进口替代工业化时期，出口曾直接或间接促进其制造业成长。但在新型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下，由于缺乏恰当的产业政策纠偏，巴西制造业依据比较优势原则向资源加工业和出口加工装配业倾斜，而封闭经济下因规模约束和竞争不足而相对脆弱的一些民族工业部门，因受到开放市场中的激烈全球竞争而被迫退出。上述两种合力使得巴西的工业布局发生变化，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去制造业化”，［1］在进口替代时期形成的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遭到破坏。在这样的背景下，巴西制造能力、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相对落后，出口复杂度不断下降，这影响了其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使出口扩张的数量边际受到约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出口数量向经济增长的传导。同时，受自身产业结构约束，巴西国际分工地位相对固化，经济和产业升级受到制约，经济增长潜力有限。由此，巴西经济增长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增加，增长的波动性增大，使得人均收入无法保持前期相对的稳定增长，“中等收入陷阱”的出现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