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出口-增长”内生化传导机制对比
在经济机制运行顺畅的国家中，“出口—收入增加—消费增加—经济增长”这一传导会使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内生化，转为消费动力，促进经济及相关部门的发展。收入分配相对平均或偏重贫困人口时，社会边际消费倾向扩大，有助于此种“外需-内需”的传导。
巴西和韩国在起步阶段都存在两极化的收入分配结构，但社会政策的差异使得收入分配格局呈现出不同的演变轨迹。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韩国开始改变“先增长后分配”政策，在经济发展的同时，通过不断完善个人所得税、健全社会保障制度、规范分配秩序、促进教育均衡、支持农业发展等，促进收入分配公平化，这使其基尼系数呈现总体下降趋势（在全球性危机年份有所反弹），始终低于0.4的警戒线，处于比较平均和比较合理的区间内。这使其在外向化发展模式下，出口与非出口部门、高收入与低收入部门之间保持着流动性，促使出口产生的收入带动作用能够较为顺畅地传导，促进经济增长。
巴西在殖民经济下就具有典型的两极化收入分配结构，初级产品出口和进口替代工业化时期，权势阶层对土地、自然资源和资本集中整合，加剧了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在20世纪90年代，在巴西大体完成发展模式转型后，其分配差距持续扩大，［2］直至2003年后，情况才略有好转，但目前其基尼系数仍超出0.5。据联合国拉美经委会统计，巴西是拉美城市收入级差（即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之间的差距）最大的国家，收入最高和最低20%的人口的所得差异超过20倍。［3］在这种收入分配格局下，社会边际消费倾向较低，出口带来的收入增长对内需的刺激效果有限，对经济增长也具有制约作用，不利于提高经济的抗外部风险能力。
（三）“出口-减贫”传导机制对比
在外向型经济模式下，贫困对经济增长形成一定的制约作用。大规模的贫困人口购买力相对有限，无力形成有效内需，抑制了国内市场的发育，无法为工业发展提供必要的需求规模，不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升级。同时，大规模贫困人口对社会稳定形成巨大压力，使得社会平衡相对脆弱，难以为经济增长与发展提供稳定环境。在这些因素作用下，“出口—经济数量增长……经济质量改进—出口升级”出现断链，无法实现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良性循环。
对比巴西和韩国，能够看到两国在消除贫困方面同样面临着不同的发展轨迹。韩国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陆续建立生活保护制度、有功人员保护制度、灾害救护制度等三大公共救助制度和儿童、老人、残疾人、妇女、流浪者等五大社会福利体系，覆盖了大部分社会弱势群体，并且专门制定了相关法律，规定向弱势群体提供保障。在上述政策的推动下，韩国的社会福利和外向型的经济增长之间形成了较好互动。
巴西相对集中的贸易结构下，出口创造的就业机会与福利改善仅局限于相关行业和地区，加剧了社会分配不公、两极分化的情况。尽管从90年代中期开始，巴西政府推出一系列旨在建立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促进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社会政策，削减贫困是这些政策的核心内容之一。不过，由于经济增长的波动，90年代后的历次全球性或地区性经济危机都通过作用于经济总量，对巴西的减贫效果形成冲击，使其减贫绩效不稳定，增长与发展有所“脱钩”。
上述分析表明，在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下，韩国辅之以配套产业政策和社会政策补充了市场机制，而巴西现有社会结构和社会政策抑制了外需的溢出效应。在巴西模式下，外需在“挤出”内需资源配置的同时，无法通过顺畅的传导机制刺激内需的相应扩大。由此，出口对巴西经济增长的带动有限，内需和外需之间的传导断裂更是影响了其经济增长，这构成其80年代以来长期低速增长的主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