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光旦先生是中国近代优生学、性心理学、社会学等现代学科的奠基人之一，他在学术上最主要的特点是在非常扎实而又广博的基础上成就其专门之学，而这个专门之学，又上达于他倾心的新人文思想。可惜的是，在潘光旦从事社会学研究的晚期，也就是20世纪40年代末期，他只是勾勒出了新人文思想的基本轮廓，整个体系的建构完成还远未实现。他的人文思想，就是想要克服当时社会学界“见社会不见人”的流弊，实现社会学的“人化”。这在今天似乎还有相当大的参考价值。
在中国学术界，能够提出社会学的“人化”作为学术目标，其人必须具备深厚的中西文化根底，而且还应该具备一定的自然科学素养。潘光旦的好友梁实秋曾评论说：“研究社会学的人很少有这样严格的实验科学的训练，在潘先生的作品里，我们却可以看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凝合。”美籍华裔社会学家李树青曾遗憾地表示：“倘若天假以年，潘先生以他的生物与遗传学的根基，再加上流利的文笔，以及对中国文化的湛深造诣，正可以发扬光大现代社会学的前途，成为世界著名社会学者，其成就当不在重建中国的社会学而已。”
潘光旦幼承庭训，对中国传统典籍与文化保持了相当的“温情与敬意”。1913年至1922年在清华学校学习期间，他受到了系统而扎实的现代西方知识教育，并获得了熟练运用英语语言的能力，这为他留学四年能够充分吸收西方先进学术的养分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922年至1926年，潘光旦先后在美国的达特茅斯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留学，他的专业学习与研究方向是生物遗传学，特别是在当时西方学术界流行一时的优生学。除了在优生学上受到严格的学术训练以外，潘光旦还把很多精力放在心理学、文学、哲学和社会思想研究上。
潘光旦未受到科班的社会学训练，而是早年浸淫传统典籍与稗官野史、留学期间在生物学基础上广泛涉猎人文社会科学，所以他后来在从事社会学研究时，特别注重生物的、心理的和历史的因素。
潘光旦希望社会学者不要为“社会”的范围所限，就社会谈社会，而是广泛吸收各种自然的、人文的、社会的知识，建构一门以旨在了解人性的综合性的社会学。这种社会学不是“见社会不见人”的，而是“人化”的。1948年时，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社会学者不得不注意到人性的问题，一般的人性，与个别的人性。我们希望从事社会学的人要多有一些生物，遗传，生理，心理，以至于病理诸种学科的准备，原因就在此。我们也希望大家多涉猎到人文学科，哲学，历史，文学，以至于宗教、艺术，原因也不外此。”
1947年出版的《生育制度》是费孝通最重要的理论著作，书写成于1946年夏他与潘光旦在苏州浒墅关避难时期。当时旅途困顿，行止不常，天气极为闷热，费孝通颇有将全稿搁置的意思，后来经潘光旦劝告，才决定姑先付印，以待将来补正。费孝通请潘光旦写一篇序。潘光旦历来为人做序都非常认真，绝不敷衍了事。也许是由于对费孝通这颗学术新星的前途期望更殷，他洋洋洒洒，不可收拾，一写就是3万多字。这就是《派与汇——作为费孝通〈生育制度〉一书的序》一文。他认为，费孝通的书写得很好，但只是一家之言，太局限在功能学派的立场上，器局比较狭窄，并不是全面的分析。也就是在这篇序言里，潘光旦正式提出了他的新人文思想。在他看来，新人文思想应该是在中西古人文思想的基础上，吸收生物学的社会思想、人类学的功能学派、哲学上的实验主义以及人的科学的研究，综合而成的一种思想体系。
新人文思想的社会学，在70年前完成了它的基本面貌的勾勒，还没有来得及纲举目张、蔚为大观就定格在那个高度，无从继续发展。未完成的思想体系是一种残缺的遗产，它正期待着当代的学者结合后来几十年的学术发展成就以及当代社会提出的问题，对其进行扬弃与发展。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副研究员）
